没有自己的团，就意味着不可能有长时间系统性的排练，而基于国内乐团的当前水平，还不可能象样地演奏马勒，只能从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等慢慢打好基础。林先生没有自己的团，精简但精通曲目，有点像霍伦斯坦或小克莱伯。只不过在音乐圣地和开明的西方，音乐总监一职是由乐团乐师选举产生，因此克莱伯才如此炙手可热。两岸三地，通常是由行政任命。林先生所遭受的，是与他的付出和资历水平不成比例的待遇。人们曲解的，则是林先生的一片苦心和良心。
“国内的音乐环境不好，”他说道，矛头首先直至音乐学院：“那些教授，只顾眼前利益，把学生朝比赛型培养，一批批地送出去比赛。如果有人得了奖，等于鸡犬升天，自己有了名声，收的学费也水涨船高。这是不对的。埃奈斯库是真正的大师，身兼评论家，作曲家，独奏家和哲学家。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演奏高级音乐。所谓高级音乐，绝不仅仅是技巧，技巧只是为音乐服务，不能喧宾夺主。高级音乐就是建立在全面的修养之上。埃奈斯库上课时，会从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中随意抽出几个小节，然后问你，这几个小节是从贝多芬的其他什么作品中而来的，答案可能是奏鸣曲，四重奏，交响曲，无所不有。这就要求学生饱览作曲家所有作品。还有就是艺术想象力。想象力是建立在艺术素养和学识之上。要博览群书，懂得欣赏绘画，雕塑，文学，戏剧等等，一切文化的内容。只有这样，你才能有想象的空间，揣测作曲家的意图。海菲茨，梅纽因，奥伊斯特拉赫，他们才是称得上独奏家。现在懂得高级音乐的，真是少只又少。”
林先生话锋一转，从独奏讲到了乐团：“99年底，我曾写信给李岚清，请他带转给第三代中央最高领导人。我说40多年前，我应周总理邀请，来指挥中央广播交响乐团，水平很差。40年后，我再来指挥，还是那个水平。中国作为泱泱大国，怎就没有一个像样的交响乐团呢？去信后短短半年不到，中国爱乐就成立了，也许是个巧合。乐团的成员一半来自广播交响，一半来自中国交响。这两个乐团我都指挥过，但我偏偏从未接到过中国爱乐的邀请。中国爱乐此次世界巡演，德国《明镜周刊》（Spiegel）评价为“暴发户似的乐队”，而美国纽约时报索性就对乐团大张旗鼓的纽约首演不予评论。普列特涅夫在与中国爱乐合作后，对我说就好像在一条空荡荡的大船体内演出，言下之意是声音浑浊不堪。而且我听说爱乐（可能是中国爱乐，也可能是《爱乐》杂志，因为林先生读过《爱乐》杂志）不让人们写它的不好，这简直是在糟蹋自己。”
林先生此次上海演出本来是定在东方艺术中心的，后来却改到了音乐厅，小型的舞台令大师失望不已。当我告诉他，中国爱乐的音乐总监也就是东方艺术中心的音乐总监时，他若有所思地懂了什么：“国内的指挥，都是good conductor only for good orchestra（只能指挥好团的好指挥），他们去指挥柏林爱乐，没问题。但在一支差团面前，就无从下手，不知所措。我所做的就是“修理”乐团（林太太在一边连忙插话，让林先生不要用修理这个词眼），训练他们，告诉他们什么叫做高级音乐，给他们介绍埃奈斯库的指法和滑音技巧。这次在上海，上交的水平已经比国交好了。乐师们向我抱怨，说他们的薪金太低，平时只能去外地跑堂赚外快。这怎么行。我这么一训练，有了起色，一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马上就白练了。上海是个国际都市，就像是纽约，政府应该加大扶持，乐团应该尽力集资。你们要我来，我很高兴。只要你们要我来，只要我健在，我就会来。我来就是为了提升乐团水平，为国争光，不是为了钱，这里的出场费很少。我在国外能赚的钱多得多。”
作为华侨，代代传承的爱国情操和刚烈本性，到了林先生，已是积聚了三辈心血。青年时，他与辱骂中国人的外国学生打过架；壮年时，不满港英政府的洋奴待遇，愤然离职；暮年时，回归故里，不求闻达与回报，遭到的却是敌意的排斥和深深的误解。林老先生一心想在国内有一个自己的团，亲自调教，带出世界水平，为国人添光。只可惜届入耄耋之年的老人，通过两岸三地有识之士的力荐，虽然仍在努力，眼前的时间和希望，却在越变越渺茫。“我对陈燮阳说，我已经77岁了，不知什么时候就要死掉，趁我现在还健在，你们应当好好地利用我的本领，带出的乐队还是你的，荣誉也是你的。”一席心碎话，也让人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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