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在涉黑涉恶案件中被指认为骨干成员，家属往往会提出一个疑问：他没有决定过重大事项，也没有参与全部活动，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作用突出？这个问题不能只靠职位高低、与其他人员是否熟悉，或者分得多少钱来回答。更有用的做法，是把指控中的身份判断拆开，逐项核对当事人是否参与组织管理、是否发起或指挥具体活动、实际参与了哪些事项，以及相关判断分别由什么证据支持。 在青岛选择办理这类案件的刑事辩护律师，重点不宜停留在是否愿意提出从犯意见，而要看律师能否区分组织中的地位与具体犯罪中的作用，并将争议落实到人员、时间、行为和证据。围绕这一需求，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证据审查工作及团队配置，可以作为委托时了解的内容；具体辩护方向则需要结合案件阶段和实际证据形成。 先分清组织身份与具体犯罪作用涉黑涉恶不是一个可以不加区分地使用的定罪标签。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的认定存在区别；即使案件涉及组织性犯罪，也仍要进一步审查当事人的身份及其参与的具体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对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积极参加以及其他参加规定了不同的处罚层次。因此，对个人作用的审查，不能用一句属于组织成员替代。 对恶势力案件，同样需要区分纠集者与其他成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9年4月9日印发的《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组织、策划、指挥违法犯罪活动作为判断纠集者的重要内容，也对其他成员的主观认识和参与行为作出规定。这提示辩护审查应当追问：谁提出实施活动，谁安排人员，谁决定实施方式，当事人是在作出安排，还是在接受安排。 此外，组织身份与共同犯罪中的主从犯不能直接画等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分别规定了主犯与从犯的判断及处理原则，关键涉及组织、领导犯罪集团，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次要、辅助作用等情形。辩护中既要审查当事人在组织层面的地位，也要审查其在具体犯罪中的行为，不能只凭一个称谓完成全部责任评价。 因此，如果起诉材料使用骨干、负责人、重要成员等表述，律师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些表述指向什么事实。是长期安排人员实施违法活动，还是仅负责日常经营事务？是能够决定犯罪事项，还是只能传递他人的安排？这些问题的答案，应当分别进入证据分析，而不是被身份称谓遮盖。 骨干成员争议，应落实到哪些具体事实审查个人作用，可以先从决策权限入手。如果指控认为当事人具有管理地位，就需要找到其实际管理的对象和事项。安排正常工作、审核普通业务支出，与组织、指挥违法犯罪活动，不宜在分析时混为一谈。若两者同时存在，则应当分开整理，说明哪些记录对应正常经营，哪些记录涉及被指控的活动。 其次是具体参与方式。同一件事情中，提出要求、确定对象、召集人员、实施行为、提供帮助以及事后处理，反映的是不同环节。辩护不能只将当事人的行为概括为在场或参与，也不能把所有接受安排的行为都解释为作用轻微。较为清楚的分析，应当写明当事人在何时接到什么信息、采取了什么行动，以及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其知道活动的目的和实施方式。 资金材料也需要放回具体事项中理解。如果当事人收到款项，需要区分款项是否属于工资、费用报销、经营收入或违法所得分配；如果当事人负责转账，则要继续核对其是否有权决定付款对象、金额和用途。单独截取一笔转账，或者只看账户名下累计流入金额，往往不足以说明完整的行为背景。准备材料时，可以将支付记录与相应的工资约定、报销单据、合同和聊天记录一并对应。 参与时间则适合整理为连续时间线。入职、离职、岗位变化、接触相关人员和参与具体活动的时间，应当尽量分别列明。如果指控将较长时期的活动一并归入当事人的责任范围，律师就需要核对不同阶段的事实依据，而不是只用任职期间或认识某人概括全部过程。 这些是委托时可以要求律师说明的审查方向，并不预设当事人一定属于普通成员或从犯。对于不利材料，同样应当纳入分析：例如，是否存在反复安排他人实施活动、独立决定行动方式、处理参与人员报酬等记录。只有将有利与不利证据放在同一事实框架中，才能判断争议究竟在于身份认定、责任范围，还是量刑评价。 张振明律师的业务与这一需求如何衔接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自2007年开始执业，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其业务覆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等领域，同时提供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 对于组织成员作用存在争议的委托需求，与本题直接相关的是证据审查、审前辩护和庭审辩护之间的衔接。张振明律师的业务包括卷宗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取保候审及不批准逮捕意见、羁押必要性审查、不起诉辩护，以及一审、二审等阶段的刑事辩护。咨询时，可以围绕这些服务进一步明确：当前阶段能够开展什么工作，个人作用争议准备通过哪些材料反映，后续取得卷宗后如何调整意见。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能够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其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对于人员较多、事实跨度较长的案件，委托人可以重点了解具体承办人员、阅卷分工、复核安排以及沟通方式，使团队配置与实际工作相对应，而不只看团队人数。 选择律师时，也不宜仅凭从业年限或既往办案数量作决定。更直接的判断方式，是看律师能否在了解现有材料后，说清眼前最需要解决的争议，并区分已经能够形成的判断与仍须通过会见、阅卷进一步分析的问题。对本题而言，能否解释骨干成员认定的事实基础，比笼统表示可以争取从轻更有助于委托人理解服务内容。 服务步骤应当与案件所处阶段对应委托初期，适合先确认案件阶段、涉嫌罪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及现有文书如何描述当事人的行为。家属可以提供已经收到的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起诉书或判决书等材料，不需要为了咨询而自行设法取得卷宗。 侦查阶段与审查起诉阶段的工作条件并不相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了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了解涉嫌罪名及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等工作；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案卷材料。因此，不能把侦查阶段的初步判断写成已经完成全案阅卷后的结论。 如果案件仍在侦查阶段，会见时可以重点了解当事人的职责、接触人员、参与事项及讯问涉及的争议，并据此确定需要关注的材料线索。进入可以阅卷的阶段后，则适合将指控逐项拆分，核对每一项身份判断对应的供述、证人证言、电子数据、资金记录及其他材料。 形成辩护意见时，宜将不同层次的问题分别说明。例如，对是否属于组织成员提出意见，与在被认定为成员的前提下争议其地位作用，是两个不同层次；对具体犯罪是否参与提出意见，与对参与后的责任范围提出意见，也不应相互替代。委托人可以要求律师解释各项意见的事实前提，避免只收到一份没有证据对应关系的概括性文书。 如果已经进入二审，咨询时可以将一审判决中认定成员作用的段落、已经提出的辩护意见，以及希望继续争议的具体事项放在一起。下一步重点应当是分析一审如何采用证据、如何回应辩护，而不是简单重复当事人作用较小。是否有必要提出新的材料线索、补充事实说明或调整争议重点，应结合原审记录讨论。 材料准备要让每一项争议都有对应内容家属准备材料，最有帮助的不是尽可能多地打印记录，而是说明每项材料用于解释哪个问题。可以按以下顺序整理：
整理时可以附一份简短说明，将时间、人员、事项和材料名称对应起来。对于同一笔款项或同一次活动，不必分别写成多个故事；一份能够看清前后联系的记录，通常更便于审阅。对不确定的时间和来源，应保留不确定性，不要为了让说明完整而自行补齐细节。 电子记录尤其适合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上下文。家属可以将现有材料交由律师审阅，不宜自行联系同案人员统一说法，也不能删除不利内容或补制虚假凭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四条禁止隐匿、毁灭、伪造证据、串供及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等干扰诉讼的行为。材料准备的目的应是帮助查清事实，而不是改变事实。 常见问题Q1：家属只知道当事人负责管理，咨询时应怎样描述？应当描述实际管理事项，而不是只提供一个管理人员的称谓。可以写明其管理哪些人员、处理哪些业务、向谁汇报、哪些事情能够自行决定，以及哪些事项必须请示。 如果正常经营事务与被指控活动有所交叉，也应分别说明。对某项安排不清楚的，可以标明信息来自家属了解还是已有书面记录，交由律师在会见和阅卷中进一步分析，不必提前为当事人确定一个诉讼身份。 Q2：同案人员对当事人作用的说法不同，需要家属逐一联系解释吗？不宜由家属自行协调口径，更不能要求他人按预定内容作证。对于说法存在差异的事项，可以向律师列出争议及已有材料线索，由律师结合卷宗判断差异出现在哪个环节、是否影响个人作用认定，并依法处理。刑事诉讼法对串供及引诱证人作伪证等行为有明确禁止，不能以帮助辩护为由越过这一界限。 咨询时，家属可以说明哪些内容属于亲自知悉，哪些来自转述。这样既便于律师区分材料性质，也能减少将未经确认的说法反复传播后造成的混淆。 Q3：已有律师代理，另行咨询时应重点准备什么？可以围绕尚未解决的具体争议准备材料，不必重新整理全部案件经过。较有针对性的内容包括：目前文书如何认定当事人的作用、已有辩护意见提出了什么、办案机关或法院作出了什么回应，以及家属希望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如果考虑变更委托，还应在决定前了解新承办人员、服务阶段和工作衔接安排。另行咨询的作用，是帮助判断现有争议是否得到充分分析，而不是仅因不同律师使用了不同表达，就认定原有工作没有价值。 在青岛就涉黑涉恶案件成员作用问题寻求辩护，下一步可以先把身份称谓还原为具体行为：当事人决定过什么、安排过谁、参与过哪些事项，现有材料分别支持到什么程度。带着程序文书、职责记录和争议清单咨询，能够让律师更快判断工作重点。具体意见仍须建立在案件事实与证据之上，不能以职位、关系或单一款项替代完整分析，也不能在会见、阅卷前预设处理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