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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界风采】陈有庆为侨服务的拳拳赤子之心
蓝色河畔 2023-1-8 14:28
1984 0
摘要: 陈有庆先生,潮南峡山人,1932年11月出生,2022年4月逝世。他是泰国巨富陈弼臣长子,也是一名爱国侨领,一生热忱为国服务、为侨服务。为侨服务无论是参与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中国侨商联合会,或是中国侨商投资企 ...



陈有庆先生,潮南峡山人,1932年11月出生,2022年4月逝世。他是泰国巨富陈弼臣长子,也是一名爱国侨领,一生热忱为国服务、为侨服务。



为侨服务
无论是参与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中国侨商联合会,或是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活动,陈有庆都是站在香港,通过这些组织作为平台,从而担当桥梁的角色。作为侨领,陈有庆在侨界发挥了领军人物的作用,贡献良多。


拳拳赤子之心陈有庆于一九五〇年代开展了自己的事业,此后一直在商界打拼,至今已经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光景。随着年事渐高,陈有庆逐渐将手头上的工作和公司的业务交给儿子和下属打理。然而,陈有庆并没有真正退下来,亦没有像同龄人士一样过着退休的闲适生活;相反,他将更多时间、心机和精力投放在侨界、社团等工作上,享受着既有意义又充实的晚年生活。这些年间,他为侨界方面作出巨大贡献,成绩有目共睹。曾经和陈有庆共事的陈幼南指出:“陈有庆是侨界的典范人物,对侨界贡献最多。”这可说是对陈有庆最客观而中肯的评价。陈有庆是陈家侨居泰国的第三代。泰国华侨以潮州人、客家人、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当中以潮州人的数目最多,因此泰国曾经有“小潮州”的别称。陈有庆得到父亲陈弼臣的人脉协助,很早就开始建立自己的潮侨网络。陈弼臣一直侨居泰国,多年来集中精力经营盘谷银行的业务,他的银行在东南亚发展了一个很大的分行系统,并成为当地规模最大的银行。作为泰国首屈一指的银行家,陈弼臣通过生意上的来往认识到很多东南亚的侨领,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华侨网络。这网络中的华侨不单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有些更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一九四六年,陈弼臣将东南亚的潮侨网络伸展至香港。通过潮州商会会长马泽民介绍,陈弼臣迅速融入香港的潮籍社团。香港潮籍同乡之中不少人经常穿梭各地发展,彼此背景相同,话题相近,很容易建立关系。陈弼臣在香港发展香泰贸易公司之后,于一九四六年加入马泽民营办的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开展本地的银行事业。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当时设在文咸西街,客户以潮帮为主,这使陈弼臣与本地潮州人的交易往来更为频密。一九五五年,陈弼臣安排陈有庆从美国回来香港。陈有庆在香港汕头商业银行任职,认识了不少来往各地经营生意的潮州商人。泰国盘谷银行是香港汕头商业银行的主要合作伙伴,陈有庆于是以盘谷银行及其东南亚分行的网络作为踏脚石,从中认识了很多华侨朋友。另外,陈有庆经常随父亲出席香港和东南亚的侨界活动,因此结交了不少侨领,彼此之间由最初的点头之交慢慢变为银行的殷客和合作伙伴。虽然陈弼臣担任过潮阳同乡会理事长和潮州会馆执委等职位,并希望多参与香港的同乡事务,只是他无法花太多时间和精神处理商会的活动,惟有把这心愿交付儿子去完成。事实上,当年第一、二代的移民一般会以谋生为先,视赚钱为首要目标。陈弼臣长期留在泰国打理银行,把全副精神和心机都投放在事业上,自然难以兼顾同乡及华侨事务。虽然如此,陈弼臣仍然乐于以个人的能力、地位、人脉关系,从中协助泰国、香港以至海外的潮州人。陈弼臣和陈有庆虽分别长居于泰国和香港,但两父子对乡情和侨务的理念一致,对促进两地的侨务付出了不少努力。从一九五〇年代开始,陈有庆的华侨网络不断向外扩展和伸延,由最初只是生意上的往来,逐渐发展到其他方面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亦由最初运用父亲的人脉关系,逐渐将之拓展为自己的人际网络。这几方面的成功转化,完全归功于陈有庆个人的亲和力及随和的性格。陈有庆广阔的华侨网络为其往后投身社会事务,以至侨界工作等方面,皆奠下了极其重要的基础。创立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陈有庆于二〇〇四年与余国春、黄光汉、陈永棋及其他本港侨领创办了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简称“港侨联会”。这个联会是民间的侨界社团,有别于内地的官方华侨组织。港侨联会于二〇〇三年已经开始等备,由庄世平和多位侨领、社会贤达共同发起。陈有庆当时在侨界已经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大家都公推陈有庆为组织港侨联会的最佳人选。香港的华侨组织向来百花齐放,数目之多有如雨后春笋,尤以一九九七年回归前后的时期为发展的高峰期。踏入二〇〇〇年后,香港的侨界团体总数多达七十至八十个。这些侨界团体由不同地方的归侨组织而成,包括东南亚、澳洲、美洲、欧洲等地。当时香港的华侨组织欠缺完善的架构和系统,这些团体的规模大小不一,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近年中国崛起,香港有需要组织一个侨界的大家庭,团结和统一本地侨界社团,以配合国家的发展。然而,陈有庆认为要在香港为侨界组织组成联会非常复杂,本地的华侨组织众多,如果要齐集所有团体一起开会并不容易。不过,纵使陈有庆谦称自己未能肩负起如此重任,庄世平依然对他充满信心,并认定他是组织港侨联会的最合适人选,国务院侨办陈玉杰主任和中国侨联林兆枢主席也全力支持他。陈有庆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虑后,还是答应组织成立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陈有庆作出这个决定主要是为社会出力,他希望更广泛地联系全港和海内外华侨华商,进一步提升香港的侨务工作,并且期望通过开展各种经济、文化活动,让会员了解和认识内地,从而把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实况介绍到世界各地。


陈有庆于二〇〇四年正式成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的创会会长。在港侨联会整合和成立初期,陈永棋、余国春和黄光汉三位全国政协常委为陈有庆提供了各方面的协助。陈有庆坦言,侨界组织是由几十个团体共同组成,当中的运作非常复杂,若非联同老朋友一起合作,港侨联会实在难以成功。陈有庆认为得到了三位全国政协常委的支持,要办好港侨联会可谓如虎添翼。在港侨联会的章程上,“侨”的身份有四种定义:华侨、归侨、侨眷,以及在中国或香港的外籍华人,拥有以上身份的人就称为侨界人士。陈有庆认为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虽然以“香港”作为社团的基地,但“侨”所包含的范围应该更阔更广。陈有庆主张,港侨联会不应只包括香港的侨,更要吸纳海外的侨,这样才能令侨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陈有庆明白到侨界成员一般以基层为主,多数同乡会的规模都很小,会员以印尼华侨居多。他明白到资源不足是创办联会的重大障碍,于是他利用个人在国内外和东南亚一带的知名度,积极拉拢东南亚侨领、社团主持人、工商界专业人士、老板级热心人士,以至与中国有来往的华侨商人。这些人士凭着个人的影响力、社会关系及财力,以个人身份加入港侨联会。陈有庆又邀请他们出任港侨联会的荣誉会长,为联会提供精神和财政上的支持。结果,东南亚的知名人士都愿意担任荣誉会长,并且在财政方面对该会作出支持。港侨联会邀请到香港的李嘉诚、曾宪梓、蒋震、陈瑞球当永远荣誉会长;泰国侨领谢中民、陈有汉、苏旭明和印尼侨领林绍良、林文光、黄双安任永远名誉会长;泰国侨领李光隆,印尼侨领李文正、马来西亚侨领郭孔氶、新加坡侨领何建源任名誉会长。除此之外,联会还邀请了数十位社会贤达担任此类荣誉性职务,大大提高了联会的财力和影响力。除了个人会员之外,香港侨界社团联会还有以团体名义参加的会员。在港侨联会成立之前,香港的侨界团体约有七、八十个之多,比较活跃的团体则大概有六十个左右。港侨联会成功吸纳了当中的五十六个,占香港侨界团体的大多数。至于各团体的会员总人数,港侨联会创会秘书长李润基估计,应该多达二万五千至三万五千人,这些数字以老侨的数目为主,还不包括会员的亲戚朋友和留学生这类“新侨”。这些会员来自五湖四海,源于中国各个省分,规模相当庞大。二〇〇四年三月二十五日,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举行盛大成立庆典,全国政协罗豪才副主席、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陈玉杰主任、中国侨联林兆枢主席专程来港主礼,而出席的海外侨领包括陈有汉、苏旭明伉俪、李光隆等。大会筵开一百八十席,与会的包括本港侨界人士、社会贤达、港府官员、内地侨务部门负责人,以及海外社团代表达二千余人,场面热烈。在成立后的几年间,港侨联会的会务发展得很快,会员包括香港大部份的华侨组织,和欧美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地区的华侨华商,由此形成了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系网络。港侨联会的创会副会长陈幼南对陈有庆在联会中的角色提出了十分中肯的评论:陈有庆先生凭着自己随和的性格及崇高的社会地位,成功将香港众多侨属社团联系在一起。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不是潮属机构,它是属于整个侨界的团体。这些团体不存在从属关系,大家有着同等的地位,因此没有任何一方有必要听从陈先生的建议和安排。不过,由于陈先生在侨界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他持之有据,所以能够让众人信服。我相信一定要有陈先生这样的人物出来号召,才可将各侨属社团凝聚在一起。尤其因为这是创会的工作,所以当中的难度就更加高。港侨联会的荣誉会长是知名人士,他们都乐于向联会提供财政支持。陈有庆作为创会会长,也自掏腰包,拨了一笔款项作为港侨联会的慈善基金。为了使联会有稳定的发展,陈有庆在二〇〇六年运用基金为港侨联会购置了一个会址,为召开会议和会员联谊提供了舒适的空间。联会的会址位于西营盘保柏中心八楼,面积达二千多尺,买入价相宜兼有维港海景,而且邻近港铁站,交通十分方便。自此,西营盘的保柏中心成为了港侨联会的基地。港侨联会成立之前,侨界团体每次聚集一起开会,总要用上几个小时,费时失事。陈有庆成立港侨联会后,决心要使会议进行得更加畅顺、更有效率,于是规定每次会议必须在半小时至一小时内完结,以确保会议直截了当。在陈有庆的领导下,港侨联会老、中、青三代成员都能够相处融洽,互相尊重。港侨联会还与内地侨务部门进行了频繁的互访和交流,这些活动深受会员的欢迎。目前,港侨联会会员在内地的合作和投资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并正在迅速增加。港侨联会致力加强中介角色和桥梁的作用,努力与世界华侨华商建立密切而广泛的联系,促进经济互动,谋求共同的利益。陈有庆自二〇〇四年起出任两届会长后,由余国春在二〇〇八年接任。在陈有庆和余国春的领导下,港侨联会迅速发展,成为香港的主要爱国团体之一,广为香港、内地、东南亚以至海外人士所认识。带领侨界印尼访问团为了拓展内地与海外的联系,陈有庆经常以侨界领袖的身份率团访问不同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内地、澳门和东南亚各地。在多次出访之中,令陈有庆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要数二〇〇八年首次带团访问印尼。他认为那次访问成功打通了印尼和香港之间的往来,并为双方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联系,对两地的未来发展起到深远的正面作用。陈有庆的华侨背景使他对东南亚地区有浓厚的感情,他对这些地区的事务也特别熟悉。因此,无论担任中总会长或者港侨联会会长,他都会特别重视东南亚方面的发展。二〇〇二年,他以中总会长的身份组织新马泰访问团,出访东南亚多个地区,借此推动香港商会于区内的发展,并促进各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组织这种外访活动对陈有庆来说可谓驾轻就熟,不过,部分新加坡侨友却因为这次访问不包括印尼而感到疑惑。陈有庆表示,当时印尼仍未开放,而且其与中国的联系并不紧密,加上当地政局不稳,政治问题丛生,以致商会社团难以在当地成立,不容易安排港商前往访问。事实上当年印尼的政治环境并不适合外商到访,印尼与香港之间的联系亦因此一度停滞不前。不过,当时陈有庆向访问团成员承诺,倘若将来时机成熟,他一定会带团到印尼访问,时移世易,几年后港侨联会成立,印尼的政局亦出现转机,陈有庆于是兑现承诺,在二〇〇八年专程率团到印尼访问。这次访问空前成功,当时的印尼总统苏西洛更带同七位部长接见访问团,给予最高规格的国宾级礼遇。除此之外,当地侨领侨胞亦热情接待访问团,令陈有庆感到十分欣慰。


港侨联会印尼访问团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随着中国愈来愈强大,印尼政府开始认识到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加上近年印尼的出口贸易有大幅增加的趋势,这不但改变了印尼商人的经营理念,也改变了印尼政府对中国人的看法。有了这两方面的进展,印尼的大门重新为中国敞开,也因此为港商的访问创造了时机。港侨联会到印尼的访问就是由当地侨领林文光等与香港的印尼总领事促成的,印尼总统接见访问团的程序也是他们的悉心安排。陈有庆率领的印尼访问团,成功打通了印尼与香港之间的隔阂,并且将印尼联系到中国的平台上。在访问团成功的基础上,近年落实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为印尼、中国和香港提供了进一步的合作契机,它让印尼通过内地和香港长远的经贸关系找到发展商机。二〇一一年十月,印尼工商会馆总主席苏尔约偕同当地金融界、工商界和政界人士专诚访港,港侨联会以东道主身份于湾仔会议展览中心设宴款待。会长余国春在当晚致辞时表示,陈有庆首次率领港侨联会访问印尼之行,不但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而且更促进了双方的贸易往来,为往后香港及印尼的合作交往奠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场的印、港两地人士莫不为陈有庆的贡献鼓掌致贺。对于印尼而言,陈有庆不仅是一名成功的商人,也是印尼侨界的老朋友,印尼多位侨领都是陈家的世交。通过这种人脉关系,陈有庆向不少朋友推介印尼的商机,使他们在印尼的石油、煤气和其他天然资源的投资上获利。当他们得知老朋友将要到印尼访问时,都表现得非常雀跃,争相为访问团安排热烈的欢迎和款待。侨界地位超然陈有庆在国际侨界的崇高地位,完全可以从外访活动的接待规格中反映出来。他带领的访问团经常获得当地国家元首接见,访问团成员对这种高规格的接待都感到十分鼓舞。港侨联会创会副会长陈幼南认为,这完全是陈有庆人际网络的作用。全因为陈有庆先生,我们才有机会和这么多知名人士见面,亦因为他,我们才有机会见到不同地区的工商界领袖。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情况,因为我不曾听过其他商会或同乡会的人受到此等招待。各地的国家元首和陈先生有感情,他们接见陈先生的原因主要是基于彼此之间的交情,而不是因为某种地位。很多时候,国家的元首都会因为你是某某商会的会长或主席而抽空接见;至于陈会长,他和那些国家元首是朋友,这种交情是有别于其他人的,亦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建立的。陈幼南的说法并没有夸大的成分,陈有庆确实认识不少国内外的领导人,这使他在组织侨界的外访活动中轻易克服各种困难。就以港侨联会二〇一一年的访京团为例,他们获得习近平(时任)副主席亲切接见,而会谈过程更由中央电视台直播,新华社更将消息发放至世界各地。除此之外,访问团分别得到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全国人大华侨委、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中央统战部、国台办、北京市政府、致公党中央、中国侨联等各大单位的热情款待。陈有庆于二〇〇四年担任港侨联会创会会长的时候,已经在侨界和商界组织的领导岗位上累积了多年的经验。陈有庆明白到这种大型组织必须处理好领导班子轮替的机制。否则难以扩大发展组织的业务。他认为会长的职务应该由不同的人轮流担任,不应只让同一人长期负责,否则年轻有为、有魄力的成员难以进入领导层。因此,他连任两届、履行了四年的会长职务后,在二〇〇八年退任,由另一位侨界的重量级人物余国春继任为港侨联会第三、四届会长。陈有庆在港侨联会会长任内克尽己任,退任后仍密切关注会务,全力支持余国春,尽显领袖风范。致力协助汶川重建陈有庆在二〇〇八年退任港侨联会会长后,便出任港侨联会主席,他通常只会提出建议,至于实务工作则会交由现任会长余国春策划和处理。当遇上事情需要帮忙,陈有庆都会义不容辞,尽最大的能力提供协助。以二〇〇八年汶川大地震为例,陈有庆和不少香港侨领在灾后到访灾区了解灾情。他们目睹处处颓垣败瓦,灾民流离失所,心里都十分悲戚和难过。陈有庆于是带头倡议联名致函温家宝总理,请他批准动员海外华侨援建北川中学。这个建议很快就得到温总理的批准,重建工程旋即展开。同时,陈有庆又带头捐款,并运用自己在侨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广泛呼吁侨领和各界人士踊跃捐款。在他和余国春的呼吁下,侨界一共筹得超过港币三千万元的善款,重建工程亦因此得到财政上的支持。二〇一〇年八月,新北川中学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陈有庆亲临中学视察,对工程表示满意,心里也感到欣慰。二〇一一年,作为荣誉团长的陈有庆偕同林广兆、余国春等人再次率团往内地,参与名为“海外侨胞聚焦灾后重建美好新四川”的活动,借此实地感受灾后重建的成果和灾民的新生活。从侨界支援汶川灾后重建的工作中,可以看到陈有庆和香港的侨领与内地同胞血浓于水、休戚与共、相扶相携的情谊,而且更反映了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心。陈有庆作为多个活动的发起人,担当着重要的领导角色。他以个人在侨界的地位和号召力,为国家、为人民出钱出力,当中的付出全出自一颗爱国爱民的赤子心。他将侨胞的力量凝聚于一起,同时把他们的心意和关怀一一传送到当地灾民的心里。陈有庆见义勇为,救伤扶危的慈悲心肠,堪称侨界的先进楷模。凝聚爱国力量一个国家处于弱势,它的国民在外地也不会有地位可言,中国悠长的移民史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人移居海外这几百年之间,经历过无数甜酸苦辣的日子。随着中国崛起,华侨在当代的地位不断提升,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亦愈见强大。陈有庆认为“侨”在国家的对外发展上具有重大的作用,并且对国家本身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提到当年华侨在辛亥革命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认为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全赖孙中山得到华侨的金钱和人力支持,否则革命不可能会成功。他于是向国家建议说:现在国家向外发展,就需要“侨”作为国与国之间的桥梁。若然本地人在外得不到照应,他们便难以在当地发展。如果没有相熟的朋友,有时候被人骗了也不知晓。依我之见,国家一定要利用“侨”的力量出外发展,这才合乎国策。


为了彰显华侨历年来对国家的贡献,中国侨联多年努力,并在陈有庆的协助下,成功促成在中国北京兴建一座记载华侨历史的博物馆。事实上兴建华侨博物馆一直是几代海外华侨的心愿,陈有庆也不例外。经过多年的协商和探讨,近年已经决定以北京为历史博物馆的所在地,并且选定了地点。可是,原址使用者不肯搬迁,导致兴建工作遇到阻碍。陈有庆遂致函北京刘淇市长要求协助。二〇一一年九月,中国华侨博物馆终于在北京奠基。陈有庆代表海外华侨出席典礼致词时表示,博物馆自一九六〇年由侨领陈嘉庚倡议,周恩来总理赞成之后,到现在终于破土动工,心里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动。陈有庆的想法非常实际,乡籍团体的成员一般较为团结,凝聚力很强,将他们联系起来,对联会的发展肯定有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余国春和将来继任的会长也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走,方可让港侨联会发挥功能,配合国家未来对外发展的需要。陈有庆不但亲手创立联会,也为联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清晰的指引,希望后辈能够办得有声有色,继续提升联会在香港和海外的影响力。陈有庆现在从侨界的前线工作中退下来,但仍然担任港侨联会的主席。他对联会的发展和自己在联会的工作都有所体会,并总结了这两方面的情况: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于二〇〇四年才正式成立,和其他组织相比,我们的社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潮州商会有九十多年历史,香港中华总商会则有百多年历史,它们都是历史悠久的团体。我们成立了很短的时间,不过从创会至今,我们成为了香港十大社团之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不为私人利益,一心一意为国家、为香港作出贡献的缘故。我们愿意出钱出力,尽心尽力地办好这个会。四年来我们秉承立会宗旨,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努力促进侨界团结合作,共建和谐侨社,维护侨界权益和香港的繁荣稳定。在社会舞台上,我们充分展现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我认为这个会发展得不错,在侨界的影响力亦足够。我认为自己在该会扮演着桥梁的角色,借此为香港作出贡献。现在我为港侨联会购买了会址,又为它成立了慈善基金,每件事皆准备妥当了,我可算是功德圆满了。其实港侨联会不单是陈有庆口中的十大社团之一,它更是本港规模最大的侨界组织,包容了各行各业的华侨。陈有庆能够把各大侨属社团的力量集合起来,应该是香港侨界史无前例的贡献。积极参与内地侨务陈有庆退任港侨联会会长的职位后,对侨界服务的热诚始终不减。除继续支持港侨联会外,也继续热衷于中国内地的侨务事业。中国有所谓“五侨”的侨务机关,负责不同范畴的侨务工作,分别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国致公党、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和全国政协华侨委员会。陈有庆和这五大侨务机关都有来往,并关系密切。陈有庆对内地的侨务领导坦言,他身为华侨,对国家五侨同等尊重,只要国家吩咐,他乐意承担任何侨务工作,并且会尽力而为。一、获选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简称“中国侨联”,是一个由全国归侨、侨眷组织而成的侨属团体。该会成立于一九五六年,多年来积极联系海内外之华侨,以服务侨胞及振兴中国为主要宗旨。二〇〇七年,中国侨联副主席庄世平以近百岁之高龄撒手尘寰,庄世平多年来为侨务尽心尽力,是侨界爱国领袖的杰出代表,香港和内地侨界都对庄世平的辞世感到悲痛惋惜。庄世平去世之后,国家希望中国侨联推举一位德高望重的侨领填补副主席的空缺。在林兆枢大力推荐和支持下,中国侨联有见陈有庆过去对港侨联会作出的重大贡献,遂决定提名他担任副主席的职务。陈有庆欣然接受提名,并于二〇〇八年成功当选为中国侨联副主席。他是继庄世平之后第二位获国家委以如此高职的香港侨领。陈有庆表示,获委任为中国侨联副主席是他的荣誉,他乐于出钱出力去履行这义务工作的职务。作为中国侨联副主席,陈有庆几年来致力配合该会的发展政策。并经常以中国侨联代表的身份出席侨界活动,穿梭香港、北京和海外。事实上陈有庆的副主席身份确实为中国侨联的外访活动带来不少方便。按照国家的行政规定,中国侨联的领导出访海外,必须事先得到国务院或港澳办审批方可成行,陈有庆的职位相等于国家副部长级,本来也要遵守外访的规定,不过由于他是香港人并且长驻香港。所以他的外访活动完全不受内地行政限制。因此,每逢中国侨联受到海外侨会的邀请,都会请陈有庆代表出席。另外,陈有庆也会运用个人、家族以至朋友的侨界网络,亲自联络世界各地的知名华侨打好关系,以配合中国侨联的未来发展。二、兼任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除了中国侨联副主席外,陈有庆还兼任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中国侨商联合会是中国侨联属下的组织,以“服务会员、贡献社会”为宗旨。该会自成立以来,积极团结各大侨商,一方面反映侨商的要求,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支持会员开展经贸及科技等方面合作,增进他们与各地工商社团的交往,提高侨商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经过不断努力,会员在世界各地都有不错的发展,有些海外侨商更在外地发迹。中国侨商联合会为了鼓励会员参与社会公益事务。举办了大量活动。这些侨商每次参加中国侨商联合会的活动,都需向该会付款作为活动的开支。结果,该会的收入愈多,活动举办的次数就愈多。就以二〇一一年为例,中国侨商联合会一共举办了七十多次活动,活动范围遍布中国二十多个省市。陈有庆作为该会会长,虽然无法分身前往不同省市,但他仍然抽空出席大约十分之一的活动。陈有庆曾经向中国侨商联合会表明他年事已高,希望在未来不再续任会长,深信已获领导谅解。三、担任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推动成立。它的成立使中国各级侨办增添了一个联系侨商、服务侨商、促进侨商发展事业的平台,使服务侨胞的途径得到拓展和延伸。当时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由谢国民担任会长,常务副会长包括任启亮、许荣茂、张晓卿、李文正、陈永栽、陈有庆、陈有汉、陈江和、陈丽华、周泽荣、林文光、林文镜、郭孔丞、黄如论、黄志源。该会自成立以来,陈有庆一直积极参与活动,配合政府和侨办的力量,开展侨商的自我服务,协助企业与政府沟通,促进双方的良好关系。陈有庆认为,广大侨商已经融合到中国的大发展中,中国又融入了世界的大发展中,侨商正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陈有庆经常提醒侨商,要更有效地发挥侨商的优势,面对世界经济的变化,要审慎处理对自身事业发展的影响。因此,国务院侨办推动成立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是好事,而陈有庆出任常务副会长,也非常配合他个人服务国家的方针。四、参与首届华商领袖圆桌会“首届华商领袖圆桌会”于二〇〇八年九月六日在上海隆重召开,出席是次会议的包括来自四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位华商团体负责人和知名华商。大会由国务院侨办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旨在增进全球华商精英及其社团组织的联系、互动和合作,凝聚共识、创新发展,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以及提升华商形象与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经贸交流和合作。陈有庆和几位海外著名华商获邀在大会上发言。当时,陈有庆刚获颁授“亚太最具创造力华商领袖”的荣誉称号,他于是发表题目为“廿一世纪华商的使命与责任”的演说,他说:国际上有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廿一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成为带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的崛起,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市场,为全球商家,特别是同源同根的世界华商提供了无限商机。据估计,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华商超过六、七千万人。他们凭着团结努力、勤劳奋斗的精神,为居住地及祖国的经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世界华商在侨居地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对区域经济腾飞、文化进步,发挥着愈来愈强劲的推动作用。在廿一世纪的经济大潮中,世界华商将扮演重要的角色,肩负起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跻身世界经济舞台中央的使命。我在香港生活和经商,看到回归后的香港落实“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维护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经济。可是,我也常常听到海外朋友或商家的询问,他们有迫切的需要更深入地了解香港及大陆的政策和动向。回归后的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是一个沟通内外、联系全球华商的最好平台。我本身是商家,也是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对国家和香港的政策和经济发展比较了解,自己有责任也有条件,要把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主动向海外华商朋友宣传和解释,以增进他们对祖国的认识,鼓励他们积极投入祖国的经济建设,把握中国百年不遇的经济发展良机。若将世界华商整体的资本和精神集合起来,就是一股不可估量的能量。为此,国家和地区在联系华侨华商上,己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世界华商是经济发展的一股独特的力量,具有无限的潜能。深厚的家国情怀、民族感情及国际资源,就是其独特力量之所在。当中国经济大力发展的机遇来临,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不要坐失良机!各位代表,时代在召唤,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让我们团结同心,为振明中华作出贡献!五、出席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是以海外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负责人为对象的全球侨团联谊交流平台。大会的宗旨是增进彼此的友谊与团结,促进合作与发展。大会自二〇〇一年以来,每两年举办一届,现已成功举办了六届,其影响力逐年扩大,吸引力及凝聚力也日益增强,已经成为全球性华侨华人社团拓展情谊的盛会、华人华商领袖凝聚侨心的盛会、老侨新侨增进亲情的盛会。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历届大会的召开,每次都亲自接见与会代表。就二〇一一年第六届大会而言,大会共邀请了五大洲、一百一十个国家和地区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主要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港澳台主要涉侨团体负责人共五百七十人与会。陈有庆是世界著名侨领,每届均获邀出席大会,与世界各地华侨代表保持沟通联系。有一次,陈有庆的下属参加了大会,与多个海外华侨代表同坐一席,他惊讶地发现,远至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奥地利的维也纳等城市的代表都很熟悉陈有庆。由此看来,陈有庆真的有“侨通天下”的本领。备受国家肯定无论是参与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中国侨商联合会,或是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活动,陈有庆都是站在香港,通过这些组织作为平台,从而担当桥梁的角色。作为侨领,陈有庆在侨界发挥了领军人物的作用,贡献良多。对于多年来尽心尽力服务侨界的陈有庆,国家百般重视和尊重,从活动座位上的安排、待遇方面,处处皆凸显他德高望重及非凡的地位。二〇一二年一月,陈有庆获邀出席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举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二〇一二全球华侨华人新春晚会”。晚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出席人数有几百人之多,场面盛大。据陈有庆忆述,当晚的宴会相当隆重,可说是阵容鼎盛。主办单位除了邀请了内地知名歌唱家宋祖英小姐演唱娱宾外,还邀请了不少身份尊贵的宾客出席晚会,包括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国务委员刘延东、北京市市长刘淇、致公党中央主席万钢、国务院外事办主任戴秉国、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李海峰、文化部长蔡武、画家范曾等。当晚大会安排了陈有庆在主家席就座,该席十五人之中有六位是政治局委员,另有五位华侨,包括他本人、谢国民、陈丽华、许荣茂和陈永栽。从座位的安排中,可见国家对陈有庆的重视。华侨是近代不少中国人的另一种身份,当年他们一代一代的告别国门,在国运低迷的处境中历尽异乡的艰辛,如今终于与国家一起走出历史的困局,以欣悦的心情迎接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和平崛起。陈有庆多年来在侨界东奔西走,为今日的华侨反馈祖国创造了无数机遇和建立了平台,他不但见证了华侨命运的改变,还联系华侨成为建设祖国的一股庞大力量。


著者简介:刘智鹏博士,香港大学文学士、哲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主修中国历史。现任岭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岭南大学档案计划总监、香港地方志基金会秘书长、《香港通志》主编、乡议局执行委员、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活化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委员、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历史博物馆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电台节目顾问团成员、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博物馆专家、国家清史项目《香港志》撰稿人。

主要著作有《屯门风物志》、《屯门历史文化》、《〈新安县志〉香港史料选》《吞声忍语--日治时期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侯宝璋家族史》、《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历史探索》、《我们都在苏屋邨长大--香港人公屋生活的集体回忆》、《潮起潮落——中英街记忆》、《西学东渐第一人:利玛宝在中国》、《香港早期华人菁英》、《香港达德学院-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命运》、《屯门--香港地区史研究之四》等。
图文内容来源于刘智鹏所著《侨通天下》,如有侵权,请联系本公众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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