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践中，“找关系、托人办事”引发的诈骗案件十分常见。这类案件案情混杂，人情往来、请托行为与刑事诈骗的边界模糊。当事人往往因为答应帮忙办理事项，收取钱款，一旦事情没能办成，钱款未能及时退还，就容易被以诈骗罪立案侦查。但并非所有办事不成的情况，都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诈骗。下面结合真实办理的安阳雷某诈骗案，以案释法，拆解这类案件的辩护逻辑、关键节点与实务风险。 一、案件基本案情 安阳雷某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指控事实为雷某以能够帮忙请托办事为由，骗取被害人260万元款项。被害人将大额资金交付雷某，期待通过雷某的关系达成特定办事目的。后续约定事项并未落地，被害人钱财无法追回，随即报案。公安机关审查后认定雷某虚构自身办事能力，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巨额财物，将雷某刑事拘留，之后予以逮捕。涉案金额260万，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如果定罪，量刑将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雷某被羁押在看守所长达7个月。 家属多方了解后，委托金博大律师事务所赵坤律师介入本案。赵坤律师执业十五年，国家二级律师，河南省律协刑事、公司法双专业律师，长期处理经济类、诈骗类刑事案件，十分熟悉审查起诉阶段的不起诉辩护工作，始终秉持“你办的不是案件，而是别人的人生”的执业理念。 接受委托时，案件已经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当事人已经被逮捕，已经错过了37天审查逮捕黄金窗口期，辩护难度显著提升。赵坤律师第一时间开展会见，反复核对全案关键事实：雷某是否确实存在相关人脉资源；接收260万资金之后钱款实际流向；有无为办理委托事项实际开展对接、沟通工作；事情办不成之后，有无逃避沟通、隐匿财产、挥霍钱款的行为；双方沟通聊天记录，证实双方对于办事风险是否有认知。同时调取案卷材料，梳理被害人陈述、聊天记录、转账流水、证人证言，区分客观证据与单方言词证据。 二、案件核心法律争议焦点 诈骗罪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两大要件：客观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目的。请托办事类诈骗的争议，几乎全部围绕这两点展开。 第一，“办事失败”不等于“虚构能力诈骗”。现实当中，存在行为人确实尝试托关系办事，但受政策、客观条件限制，事情最终无法完成。此种情形下，行为人客观上没有虚构能力，只是办事失败，属于民事委托纠纷，不能直接定性刑事诈骗。只有行为人自始就没有办事能力，虚构人脉、虚构渠道，收钱之后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工作，才构成诈骗。 第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不能只看事情有没有办成。司法实践判断非法占有目的，会综合钱款去向：钱款是用于办事的开销，还是被个人挥霍；事情失败之后，行为人是否失联、转移资产、拒不承认收款事实。即便事情没有办成，如果行为人有实际的办事行为，钱款没有被肆意挥霍，也不能直接推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三，言词证据占比高，客观证据存在短板。这类案件大多是熟人之间请托，很多沟通为口头沟通，没有完整书面记录。被害人报案之后，陈述会偏向于强调对方虚构能力；而当事人供述又会强调自己确实努力办事。双方各执一词，客观书证、聊天记录就成为还原事实的核心。 本案涉案金额高达260万，数额巨大，办案机关容易形成内心预判，认为大额钱款被骗，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辩护要面对的现实压力。
三、辩护突破方向与关键节点处理 本案当事人已经被逮捕，辩护阵地从审查逮捕阶段转移至**审查起诉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可以阅卷，能够完整看到全部卷宗证据，但想要实现不起诉，难度远高于不批捕。 第一，全面阅卷，区分言词证据与客观书证。律师完整核对卷宗内全部聊天记录、银行流水。从流水核查资金去向，看案涉260万资金是否用于案涉请托事项相关支出，是否存在个人挥霍。梳理聊天记录，查找能够印证雷某确实为事项进行沟通对接的记录，用来反驳“自始没有办事能力，纯粹虚构事实”的指控。 第二，多次当面与承办检察官沟通，提交书面辩护意见。不同于简单的书面邮寄材料，针对本案复杂事实，赵坤律师多次申请和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把全案证据矛盾点逐项呈现。辩护意见重点阐述：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雷某事前虚构办事能力；不能仅以事情未办成，直接推定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全案证据链条存在无法排除的合理怀疑，达不到起诉证明标准。 第三，面对退补，把握补充侦查的机会。检察院审查案件过程中，将本案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两次。两次退补，对辩护而言既是风险，也是机会。辩护律师持续跟进，针对每一次退补提纲，向检察院提出证据审查意见，提示侦查机关补充调取的证据仍然无法补齐定罪的关键链条，部分待核实事实始终没有证据予以印证。 这里存在一个实务误区：很多家属认为，这类案件只要把钱全部退还给被害人，取得谅解就一定可以不起诉。但谅解、退赃属于量刑情节，**不能抵消犯罪构成要件的缺失**。即便全额退赔，如果证据上能够证实构成诈骗，依然会提起公诉。本案辩护并没有将退赔谅解作为核心突破口，而是立足于证据本身，指出定罪证据存在重大缺陷。 经过两轮退回补充侦查之后，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检察院充分采纳辩护意见，综合全案证据，认为本案定罪证据不足，最终作出不起诉决定书。被羁押7个月的雷某，得以无罪释放。 四、本案带来的实务启示 这一起不起诉案件，给民间请托办事类案件带来诸多现实参考。 第一，厘清民事委托纠纷和刑事诈骗的边界。民间请托办事，本身就伴随极高的失败风险。事情办不成，不等于就是诈骗。区分关键看两点：一是收钱时是否虚构身份、人脉、渠道；二是收钱之后钱款用途，有无实际推进受托事项，是否存在逃避责任、挥霍钱款的行为。 第二，逮捕之后，审查起诉阶段依然存在辩护空间。很多当事人和家属有误区，一旦检察院批捕，就觉得案件大局已定，只能等待法院审判。实际上，审查起诉阶段可以通过阅卷，完整梳理证据矛盾，通过提交法律意见、当面沟通，借助退回补充侦查程序，争取不起诉结果。但批捕之后辩护周期长，当事人会持续羁押，越早委托律师介入越有利。 第三，此类案件证据留存至关重要。无论是委托人，还是受托办事一方，涉及大额金钱请托，尽量留存完整聊天记录、沟通凭证。钱款流转做好备注，保留办事过程中对接、沟通的相关记录。口头约定，一旦后续发生纠纷，会面临事实无法还原的困境。 第四，辩护不能唯结果论。辩护律师需要跳出“事情没办成就是犯罪”的思维，回归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拆解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挖掘卷宗证据矛盾，用客观证据去对抗单方的言词指控。 就像赵坤律师经常提到的，刑事案件办理面对的不只是卷宗数字，更是实实在在的个人命运。不起诉决定，意味着当事人没有犯罪记录，七个月的羁押经历已经是沉重代价，也更加提醒我们，刑辩的价值，就是在证据存疑的时候，守住刑法谦抑的底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