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受贿罪与滥用职权罪常常一并被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当中，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并非只要出现履职后果偏差就当然入罪，需要严格对照犯罪构成要件，区分行政履职瑕疵、工作失误与刑事层面的滥用职权行为。不少公职人员案件里，当事人因相关事项产生不良后果，便被指控构成滥用职权罪，但经过细致阅卷、证据拆解与法律论证，该罪名最终未能成立。本文结合真实办案案例，以案说法，梳理此类案件的辩护逻辑与实务风险提示。 本案当事人系省级政府系统领导干部，监察机关调查终结后，公诉机关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项罪名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事实显示，当事人在履职期间，被认定在部分项目审批、事项处置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使职权行为，由此造成相应后果，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指控其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财物，构成受贿罪。两项罪名叠加之下，如果全部指控成立，当事人将面临较重刑罚。家属委托贵州本地刑辩律师介入案件，承办律师在全面查阅卷宗、梳理全部证据材料之后，确立了精细化辩护思路，重点针对滥用职权罪的定性开展辩护工作，同时对受贿罪部分提出量刑层面的辩护意见，最终法院采纳辩护意见，认定当事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仅对受贿罪作出从轻处罚的裁判结果。本案的承办人钟远人，是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的主任，深耕贵州法律服务行业二十余年，长期办理各类重大疑难刑事案件，同时承担政府法律顾问、立法咨询等社会工作，在职务犯罪、营商环境相关案件办理上积累大量实务经验，也多次参与行业授课，分享重大案件的辩护思维，强调职务犯罪辩护不能仅凭主观感受，必须扎根卷宗证据、紧扣刑法构成要件展开论证。 一、案件关键节点与事实梳理 从案卷材料来看，本案的争议焦点集中在滥用职权罪是否成立。公诉机关指控逻辑：当事人作为负有审批、协调职责的领导干部，对相关项目事项作出处理，后续事项出现不利后果，该后果与当事人的履职行为存在关联，据此推定属于超越或者违规行使职权，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但案卷同时呈现出几处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细节，也是后续辩护工作的基础： 第一，案涉事项并非当事人个人单独拍板决定，相关流程存在集体研究、多部门参与的客观背景，多项工作推进依托于会议研究、多岗位层层流转，并非当事人个人直接越权作出决定。 第二，部分被认定为“危害后果”的结果，系多重因素叠加形成，存在市场环境变化、第三方主体行为、后续多环节履职行为共同作用，并非单一由当事人的行为直接引发。刑法上构成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与重大损失结果之间具备直接、确定的因果关系，间接、多因一果的情形，不能直接归责于当事人个人。 第三，区分自由裁量履职行为与违法滥用职权。领导干部履职过程中，在法定权限范围内拥有一定行政自由裁量空间。即便事后回看决策存在瑕疵，属于行政层面履职评价问题，不能直接升格评价为刑事犯罪行为，二者应当划出清晰界限。 第四，主观方面，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当事人具有故意违反法律规定处理公务，追求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观心态。
以上几点，是本案办理过程当中不可忽视的案件节点。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渎职类犯罪，很容易出现“唯结果论”倾向：只要发生不好结果，就回溯倒推前面履职行为属于犯罪。但刑事裁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能简单以结果来反向推定犯罪成立。 二、辩护突破方向与辩护逻辑展开 接受委托之后，辩护团队没有停留在简单口头抗辩，而是立足于卷宗全部证据，从犯罪构成要件拆解，搭建分层辩护体系，主要有四个辩护方向。 第一，厘清职权边界，区分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刑事责任。辩护律师细致梳理全部会议纪要、工作批示、往来公文，还原完整决策链条。论证案涉事项是多主体参与下形成，并非当事人个人擅自越权处置。渎职犯罪追责应当锁定真正作出违规决策的主体，不能把集体履职中出现的问题，全部转嫁为某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厘清决策、审批、执行各个环节主体责任边界，避免责任泛化追究。 第二，切断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针对公诉机关指控的“危害后果”，辩护意见梳理清楚后果产生的完整链条，指出损害结果是后续市场变化、其他主体行为、后续多道履职环节共同促成，当事人此前行为只是众多条件之一，并非刑法要求的直接因果关系。滥用职权罪成立要求行为直接造成重大损失，如果属于“多因一果”，就不满足该罪客观要件要求。 第三，区分行政履职瑕疵与刑事犯罪。辩护意见明确，即便部分决策事后评估存在不足，该评价属于行政纪律、政务处分层面评价范畴。行政履职过程中，自由裁量范围内出现判断偏差，不等于刑法意义上“滥用职权”。只有行为人明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刻意超越权限、违规处理公务，才具备刑事可罚性，普通履职瑕疵应当交由政务纪律调整，不应当上升到刑事追责。 第四，主观要件层面开展论证。滥用职权罪主观上要求具备故意心态。结合全案证据，现有材料无法证实当事人明知行为违法，仍然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缺乏该罪成立所需要主观罪过要件。 针对受贿罪部分，辩护并非做无罪辩护，而是立足案卷证据，对涉案金额认定、退赃悔罪情节、案件背景等方面提出从轻量刑的辩护意见。经过法庭审理，法院完整采纳针对滥用职权罪的全部辩护观点，判决当事人不构成滥用职权罪；对于受贿罪充分考量辩护意见，对当事人予以从轻裁判。 三、案件带来的实务启示 这起案件的裁判结果，体现出司法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坚持主客观相统一，严格把握渎职犯罪入罪标准，对公职人员群体同样具备现实警示意义。 其一，摒弃“唯结果定罪”认知。公职人员履职，受客观条件、信息掌握程度限制，无法保证每一项决策最终都达到理想效果。出现负面后果不等于必然构成渎职犯罪，仍然要对照主体身份、职权范围、客观行为、因果关系、主观罪过完整要件逐项校验，缺少任何一项要件，罪名就不能成立。但同时也要提醒，不能把明显超越法律权限的行为简单辩解为工作失误，明显违法的决策，即便经过集体讨论，依然有被追究刑事责任风险。 其二，重视履职过程留痕。会议记录、审批文件、工作请示汇报材料，不仅仅是行政工作流程，一旦进入监察刑事程序，这些书面材料就是还原事实、厘清责任最核心证据。完整留存履职过程文件，可以客观还原决策过程，厘清个人责任边界。 其三，面对职务犯罪指控，辩护要回归证据与法律条文。本案能够取得辩护效果，核心不在于情理辩驳，而是完整梳理案卷证据，对照刑法三百九十七条滥用职权罪全部构成要件逐项质证说理。渎职类犯罪辩护，切忌空泛申诉，应当把辩护意见落实到卷宗证据、法律司法解释之上。 结语 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是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体现。既需要依法打击权力滥用的违法犯罪行为，也要防止刑事追责不当扩大，准确区分刑事犯罪、政务违纪、履职失误三者界限。本案当中法院采纳辩护意见，不认定滥用职权罪，恰恰展现刑事司法谦抑审慎的一面，也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