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信网络犯罪链条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高发的下游罪名，大量普通民众因为被诱骗参与资金流转，陷入刑事追责的漩涡。很多当事人并非主动参与犯罪，而是被境外人员利用，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实施资金转移行为，案发之后直接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面临刑事立案、判刑留案底的现实风险。如何区分刑事犯罪行为与行政违法，厘清主观认知边界，是这类案件辩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下面结合真实办案案例，对该类案件的裁判逻辑、辩护思路展开以案说法。 一、案件基本案情 本案当事人蒋某某，在韩国生活期间，被他人利用参与涉案款项转移，经手涉案资金共计77万元。后续国内湖南邵阳公安机关在侦办上游犯罪过程中，锁定蒋某某为资金链条重要参与人员，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其进行网上追逃。一旦刑事程序推进到底，当事人将面临刑事定罪，留下终身犯罪记录，个人生活、就业乃至亲属政审均会受到持续性负面影响。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核心构成要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实施转移等掩饰隐瞒行为。本案涉案金额77万元，已经远超刑事立案数额标准，按照普通办案思路，极有可能认定属于“情节严重”，量刑区间落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案件处理压力极大。当事人身处境外，被上网追逃之后进退两难，如果贸然回国，极有可能直接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若滞留境外，又会长期背负在逃身份，正常生活彻底受限。家属多方寻求法律帮助，找到办理过多起经济、跨境类刑事案件的张国良律师介入处理。张国良律师长期深耕刑事辩护，办理过大量经济犯罪、跨境涉诈下游类案件，擅长在侦查阶段梳理证据瑕疵，从主观要件、行为情节入手，为当事人争取最优处理结果。接受委托之后，律师没有简单建议当事人投案，而是先对全案事实、证据、法律适用开展完整研判。 二、案件深度分析：本案的争议焦点 从表面证据看，当事人客观上确实实施了帮助转移涉案资金77万元的行为，客观行为要件已经呈现。但刑事犯罪成立，不能只看客观行为，必须同时满足主观故意要件，也就是行为人是否“明知资金属于犯罪所得”。这也是本案最大的争议点。 第一，行为发生场景特殊。行为发生地点在韩国，当事人是被境外人员诱导参与资金流转。境外人员的话术、信息包装，和国内办案机关掌握的案件信息存在信息差。侦查机关依据资金流向结果，推定当事人应当知晓资金违法属性，但当事人的实际认知水平、信息获取渠道，是否足以识别资金属于犯罪赃款，存在巨大疑问。“应当知道”不能单纯依靠资金数额倒推，必须结合当事人阅历、双方沟通内容、获利情况、交易背景综合判断。 第二，客观行为与主观认知存在割裂。当事人是被他人利用参与转账，并非上游犯罪团伙成员，没有参与策划诈骗等上游犯罪，也没有深度参与赃款处置的完整链条。区分罪与非罪，不能唯流水数额论。即便资金流水巨大，也需要审查行为人对资金非法来源的真实认知程度。 第三，罪与行政违法的边界问题。转移赃款的行为既可以构成刑事犯罪，同样也可以属于治安违法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同样对明知赃物予以转移的行为设置处罚，可处以拘留、罚款，不会留下刑事案底。对于情节显著轻微、主观恶性小的情形，存在将刑事追责降格为治安处罚的处理空间。但该种处理方式在实务中并不常见，需要辩护人提供扎实法律意见，和侦查机关充分沟通，不能被动等待办案机关主动作出降格处理。 第四，网上追逃带来的程序风险。当事人已经被列为网逃，如果直接回国到案，在辩护意见没有充分送达办案机关、观点没有被接纳之前，很大概率会被刑事拘留。一旦刑事拘留，后续想要撤销案件、降格处理，难度会成倍增加。因此本案关键节点，是在当事人正式到案之前，就把全案辩护意见提交侦查机关，争取改变案件定性方向。 三、辩护突破点与辩护实施路径 接受委托之后，张国良律师团队确立整体辩护方向：不纠结客观转账事实，主攻主观明知证据不足，论证当事人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有限，争取消解刑事追责，推动案件向治安处罚方向处理，核心辩护突破点分为四个维度。 第一，梳理全案事实，拆解“主观明知”的证据短板。辩护人重点梳理当事人在境外交往过程中的聊天记录、沟通细节，还原境外人员如何对当事人进行信息包装，论证当事人并未获得明确告知资金属于犯罪赃款，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当事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明知”。法律上的明知分为确实知道和推定应当知道，但推定应当知道需要一系列反常交易行为予以支撑，不能仅凭出现涉案资金流水就直接推定主观故意成立。 第二，评估当事人在整个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当事人属于被利用的工具角色，没有参与上游犯罪谋划，没有组织、指挥其他人，不是犯罪链条关键人物。参考全案上游人员的作用，论证当事人参与程度浅，地位次要。
第三，区分刑事犯罪与治安违法，充分引用司法解释精神。根据司法解释精神，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不能只看涉案金额，还需要综合考量主观恶性、参与程度、社会危害性等要素，对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提交书面法律意见，阐明本案符合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不必动用刑法进行评价。 第四，把握办案程序节点，避免程序上陷入被动。本案最大风险节点，就是当事人归案环节。一旦人被拘留，侦查惯性之下，案件很容易顺着刑事程序继续往下走。辩护人采取提前沟通模式，在当事人归案之前，就和邵阳办案单位开展沟通，完整递交证据材料与法律意见，把辩护观点前置，争取办案机关在当事人到案时就充分考量辩护意见。同时引导当事人愿意配合调查，如实陈述全部事实，愿意承担相应行政责任。 经过多轮沟通、提交完整辩护材料，邵阳公安机关最终采纳辩护意见，对本案作出调整：不再追究蒋某某的刑事责任，解除网上追逃，针对其转移赃款的违法行为，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给予一千元罚款处理。当事人的刑事风险彻底消除，不用承担刑事处罚，不会留下犯罪记录。 四、案件带来的实务启示 本案的处理结果，对大量跨境、被诱骗参与资金转移的案件具备很强参考意义，也反映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的几个重要实务提醒。 第一，此类案件主观明知是辩护的命门。很多家属看到涉案流水金额巨大，就认为案件结果已定。但流水只是客观结果，是否构成犯罪要看主观认知。实务当中大量当事人是被花言巧语蒙骗，身处信息不对称环境，对资金真实来源缺乏认识，这是辩护当中要重点挖掘的部分。但当事人自己口头辩解“我不知道是赃款”力度有限，律师需要结合聊天记录、获利情况、行为模式、社会阅历等客观材料形成完整论证体系，才能够被办案机关采信。 第二，侦查阶段是消解刑事风险的黄金窗口期。本案能够实现解除刑事风险，关键工作全部发生在侦查阶段。如果案件已经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再想要撤销案件、降格治安处罚，难度将大幅上升。遇到被网逃的情形，切忌盲目投案，应当先委托律师介入，和办案机关对接，评估案件走向，制定稳妥到案方案，避免直接被羁押。 第三，罪与非罪之间存在缓冲地带，并非只要有转移赃款行为就必须判刑。同样是转移赃款的行为，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之间存在适用空间。刑法打击的是主观恶性大、深度参与犯罪链条的行为人；对于被诱骗利用、参与程度浅的人员，可以评价为行政违法。但该结果不会自动到来，需要辩护人充分梳理事实证据，结合司法解释，有理有据与办案机关沟通。 第四，跨境环境下更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很多人在境外务工、生活，遇到陌生人许诺好处，请求帮忙代收转账、划转资金，即便对方说辞看似合理，也要高度警惕。一旦资金和国内电信网络诈骗、赌博犯罪挂钩，就有可能被国内警方列为网上追逃对象，哪怕人在国外，也会留下刑事程序记录，严重影响出入境和个人生活。 结语 刑事案件办理，并不是简单对照流水数额套法条。每一起案件背后，都需要回归刑法犯罪构成要件，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二者缺一不可。本案中，律师没有回避当事人客观上实施资金转移的事实，而是立足证据规则，厘清主观认知边界，充分论证社会危害性，推动案件在侦查阶段就得到合理处置，帮助当事人避开刑事案底带来的终身影响。这也提示普通民众，一旦卷入类似案件，应当尽早寻求专业法律介入，抓住侦查阶段辩护机会，尽可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