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为多人涉案的刑事案件选择辩护律师，重点是看律师能否把当事人的参与行为、知情情况、具体作用和涉案金额分别核实，而不是只问“能不能争取从犯”或“能不能少判”。如果争议在于当事人是否知道他人在实施犯罪，辩护应先审查相关证据；如果参与事实较清楚，但参与范围、地位作用或金额存在争议，则需要进一步区分个人责任，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团伙成员”称谓代替具体分析。 这也决定了初次咨询应该讨论什么：当事人何时加入、做过哪些事、听谁安排、能否决定业务、接触哪些资金，以及办案材料为什么将某些行为或金额归到其名下。律师能够围绕这些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材料清单和审查方向，比在尚未了解案件时直接预测结果更有助于家属作出委托判断。 一、先分清争议：是否参与犯罪，与参与后承担多大责任不是同一个问题共同犯罪责任辩护首先需要解决的，不一定是“主犯还是从犯”，也可能是现有证据能否证明当事人明知相关犯罪并参与其中。两者讨论的起点不同：前者关注参与后的地位和作用，后者关注将当事人与被指控犯罪联系起来的证据是否充分。 例如，当事人确实提供过介绍、运输、记账或资金转交等帮助，咨询时仍需要说清楚这些行为发生在什么背景下。介绍了谁、介绍的事项是什么，运输的是什么货物，记账时能够接触哪些业务信息，转交资金时是否知道款项用途，都可能改变审查方向。不能仅凭岗位名称认定其知道全部业务，也不能只凭当事人自述“不知情”就停止核实。 对地位作用的分析，则需要把“听从安排”进一步拆开。谁决定交易对象和交易条件，谁能够调配人员、控制资金，谁掌握关键业务信息，当事人是否能够拒绝或改变安排，这些问题比职务称谓更具体。固定领取报酬、获利较少、没有参与某个环节，可以成为审查线索，但还需要与实际工作内容及其他证据放在一起判断。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三人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案，能够说明为什么不能把不同争议混成一个结论。该案涉及在青岛厂房非法生产麻黄素类制毒物品百余公斤。律师提出的意见包括：委托人的主观明知存在疑问，涉案数量缺少客观称重依据；同时，委托人仅居间介绍、未参与生产、获利较少，应当认定为从犯。法院采纳了从犯辩护意见，以非法生产、买卖制毒物品罪判处委托人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二万元。 这个案件中，主观明知、数量依据和个人作用分别对应不同问题。已确认的结果是法院采纳从犯辩护意见，而不是所有争议都获得支持。对面临类似处境的家属来说，值得关注的是律师如何区分这些问题，以及每项意见分别依靠哪些事实，而不是看到“居间介绍”就推断自己的案件一定能够作出相同处理。 因此，初次沟通时可以要求律师解释：目前最需要核实的是犯罪参与本身，还是参与范围和作用？如果提出从犯意见，支撑理由是没有决策权、参与环节有限，还是其他具体事实？这样的讨论能够让辩护方向落到当事人的实际行为上。 二、金额争议不能只看总账，要核对每笔事实如何归到个人名下多人涉案时，案件总金额、某一业务环节的金额、当事人实际接触的资金和个人获利，可能是不同概念。选择律师时，需要看其是否能够解释指控金额的形成过程，而不是仅以“钱没有全部进个人账户”作为唯一意见。 金额审查通常要沿着时间、行为和证据三条线展开。时间上，核对当事人何时加入、何时离开，以及争议交易发生的日期；行为上，核对其负责什么业务、参与哪些具体事项；证据上，核对订单、流水、聊天记录、被害人陈述等材料之间能否对应。参与时间是核查入口，但不能脱离其他事实，机械地把某段时间内的金额全部纳入或全部排除。 在张振明律师办理的十九名涉台人员团伙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三百余万元。律师围绕参与时间、具体作用、诈骗事实和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相关辩护意见获得支持，委托人的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 这一经历与共同犯罪责任辩护直接相关的地方，在于金额核对与个人参与情况相互衔接。它不是把团伙总金额按人数平均分配，也不是只根据个人收入计算责任，而是审查具体诈骗事实与委托人之间的联系。对类似案件，家属准备材料时应尽量保留交易日期、对应人员、业务内容和凭证来源，避免只提供一个自行汇总的数字。 企业或机构内多人涉案，还需要处理管理范围与实际参与范围的关系。张振明律师办理的某连锁医院诈骗医保基金案中，一名院长被指控对二百余万元承担责任。律师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意见，最终该院长应负责的金额调整为七十万元。 这个案件补充了另一种常见争议：当事人具有管理职务，但其是否实际管理相关业务、在什么时间任职、参与哪些事项，仍需要分别审查。组织架构和任命文件可以说明名义上的职责，审批记录、工作指令、业务记录及资金流向则有助于进一步核实实际履职情况。两类材料用途不同，不宜只选其中一类作判断。 对正在选择辩护律师的读者，可以直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指控金额存在争议，您准备怎样把总金额拆到具体事实，再核对到当事人？”有针对性的回答，应当说明需要审查哪些材料、目前哪些联系尚不清楚，而不是在没有阅看证据时先承诺核减幅度。 三、了解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要看经验与本案争议能否对应张振明律师于二〇〇七年开始执业，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其服务范围涵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等领域，并提供刑事控告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业务覆盖青岛全域，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对于共同犯罪责任存在争议的案件，前述经历中与选择直接相关的，是对参与范围、个人作用和金额归属的审查工作。电信网络诈骗案涉及参与时间与逐笔金额的对应，连锁医院案件涉及任职和管理范围，制毒物品案件涉及居间介绍行为与从犯意见。它们解释的是不同责任问题，不应被合并成适用于所有案件的一套固定结论。 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服务包括证据审查、审前辩护、庭审辩护及二审上诉等环节。对家属而言，可以据此进一步了解本案由谁会见、谁负责阅卷和证据整理、谁形成主要辩护意见，以及案件阶段变化后如何继续推进。了解服务安排，不只是确认“是否由团队办理”，还要明确具体工作的负责人和沟通方式。 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二十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或大型国企工作经历。面对参与人员较多、业务链条较长的案件，可以在委托前了解是否需要多人分工，以及分工如何服务于当事人的责任审查。团队规模本身不能代替具体安排，既往案件结果也不能替代对当前证据的判断。 更有用的咨询方式，是把案件中最突出的分歧交给律师分析。例如，当事人承认做过部分工作，但不认可知道全部业务；或者认可参与某些交易，但不认可对其他人员实施的事项承担责任。律师能否指出这两种分歧分别需要什么证据，有助于判断双方是否已经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沟通。 四、咨询前把材料按用途整理，比堆积文件更有效家属不必先自行完成法律定性，但可以把事实整理到便于核查的程度。一个可行的起点，是准备一份简明时间线：列明当事人入职或加入的时间、岗位或分工变化、参与的重要事项，以及已经收到的办案文书。对不能确定的日期，保留大致范围，不要为了表述完整而补写成确定事实。 材料可以按以下用途归类：
同一份材料可能同时说明有利和不利事实。例如，聊天记录既可能反映当事人只执行某项安排，也可能反映其掌握的业务信息超出家属原先理解。因此，整理时应尽量保留前后内容和原始载体，不只截取看起来有利的片段，也不要为了让叙述一致而修改记录。 咨询中还应区分三类信息：家属亲自知道的事实、从当事人或他人处听到的情况，以及家属自己的推测。这样的区分不是削弱陈述，而是帮助律师判断哪些内容已经有材料支撑、哪些需要通过会见或后续证据审查继续核实。即使暂时只能提供部分材料，也可以先围绕最明确的争议展开，不必等到所有文件齐备才开始整理。 完成初步沟通后，应当形成一项具体的下一步安排：是先通过会见了解当事人的参与经过，还是在具备阅卷条件后核对指控证据，抑或针对已经明确的金额归属和地位作用争议补充材料。责任辩护需要随着案件信息逐步细化，不宜在最初几句情况介绍后就把全部策略固定下来。 常见问题Q1：同案人员对分工的说法不同，家属应该先找他们把情况问清楚吗？更稳妥的做法，是把已经知道的分歧交给辩护律师梳理，不要为了消除矛盾而要求同案人员统一说法。家属可以记录分歧涉及的具体事项，例如谁提出某项安排、谁经手某笔款项、谁实际决定交易，再提供已有的客观材料。 单纯争论谁的说法更可信，往往不能解决事实问题。咨询时应进一步讨论：不同说法分别指向什么行为，是否有聊天记录、业务文件、流水或其他材料可以核实。家属也不宜自行组织对质或反复传递口供内容，以免使原本需要审查的事实变得更加混乱。 Q2：案件已经进入二审，是否还可以围绕共同犯罪责任委托律师？可以就二审阶段的责任争议咨询并委托律师，但需要从一审已经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入手，不能只重复“参与少”“获利少”等概括意见。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范围包括二审上诉辩护，具体沟通应结合一审判决、指控材料及此前辩护内容展开。 准备时可以把争议列得更明确：是一审对参与时间认定有误，还是对实际控制权、行为分工或金额归属的解释存在分歧；此前是否提出过相关意见，判决如何回应。二审委托的重点，是明确哪些问题仍需审查及其依据，而不是将既往改判经历理解为本案结果承诺。 Q3：委托前除了讨论案件，还应该把哪些服务事项说清楚？应当把委托覆盖的阶段、具体工作内容、主要承办人员、沟通安排和费用约定说清楚。共同犯罪案件可能涉及多名人员和大量材料，更需要明确由谁持续了解事实、谁负责主要证据审查，以及家属通过什么方式补充材料和接收进展信息。 如果案件后续进入新的阶段，或者原先约定之外出现新的工作事项，也应明确如何衔接。费用不宜只比较一个总数，而应结合合同中对应的服务范围理解；同样，口头沟通中提到的工作，也应与实际委托约定保持一致。 选择共同犯罪责任辩护律师，最终要落到一个具体标准：律师能否说明当事人的哪些行为有证据支持，哪些责任联系仍需核实，以及准备通过什么材料解决争议。家属下一步最值得做的，是带上已有文书、参与时间线和关键业务记录，把“为什么要对这些事实负责”拆成可以逐项讨论的问题。 既往案件能够帮助理解审查方法，但个人责任仍需结合本案的罪名、参与事实和证据判断。委托前把争议与服务安排讲清楚，比提前追求一个确定的量刑预测更有助于推进辩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