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负责人因一笔业务款项接受调查，具体经办人被问及资金用途，或者家属收到涉案通知后需要寻找律师，眼前的问题往往不是简单判断“钱有没有给出去”，而是要弄清：款项为什么支付、由谁决定、通过什么方式交付，与哪项业务有关，以及当事人在其中知道什么、实际做了什么。对于在青岛有行贿罪辩护需求的个人和企业，选择律师应当落到这些具体问题上，而不是只看业务标签或对结果的口头判断。 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范围包含行贿罪、受贿罪等职务犯罪辩护，同时覆盖经济犯罪、刑民交叉案件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他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数百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他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及大型国企工作经历，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与本次需求直接相关的，是张振明律师长期开展的证据审查、审前辩护、庭审辩护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这些服务分别对应三个实际问题：如何把资金往来和业务背景核对清楚，如何根据案件阶段安排辩护工作，以及企业与个人同时涉及时如何分清责任和委托范围。 一、围绕每笔款项梳理事实，而不是只解释转账名称行贿罪辩护需求中，容易出现的一种分歧，是不同人对同一笔款项有不同说法：财务记录写的是服务费，经办人认为是业务支出，相关人员又可能作出另一种解释。此时，仅凭付款备注、合同名称或者某一人的概括性陈述，很难把事情说明白。律师需要处理的是，这些材料能否相互对应，哪些内容已经得到支持，哪些环节仍存在矛盾。 张振明律师将精细化审查卷宗证据作为其刑事辩护工作的核心环节，并从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构建辩护意见。放到涉嫌行贿的具体委托中，这项服务可以围绕资金、业务和人员行为之间的联系展开，而不应停留在对单份材料的孤立解读。 如果案件涉及多笔支付，初步梳理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将每笔款项的付款人、收款人、支付方式、对应业务、决定人员和现有凭证分别列明。银行流水用于反映资金流转，合同及履行记录用于解释交易背景，聊天记录、邮件和内部审批材料则可能帮助说明沟通过程与决策来源。不同材料的用途并不相同，不能因为存在一份合同，就把全部付款都解释为合同履行；同样，也不能因为一笔款项存在疑问，就省略其他款项各自的背景。 如果当事人只是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还需要区分其接触的信息和实际行为。例如，提出付款安排、批准支出、执行转账、传递信息，是不同的事实环节。律师可以据此审查相关陈述是否把不同人的行为混在一起，是否将某一阶段的参与扩大为整个事项的参与。这里的重点不是先给当事人贴上某种责任标签，而是让责任判断有具体事实可以对应。 张振明律师的业务也包括非法证据排除。对于存在取证程序争议的事项，辩护工作需要明确争议针对哪份证据、具体问题是什么，以及有什么材料支持相关意见。对口供内容不认可、证据之间有矛盾和取证程序存在问题，属于需要分别分析的事项，不能全部归结为一句“证据有问题”。 因此，初次沟通是否能够形成清楚的证据核对方向，是判断服务是否贴合需求的一个切入口。尚未接触完整材料时，律师可以先明确需要了解的问题和资料用途；随着能够接触的案件材料增加，再调整判断，而不是仅凭家属转述就给出确定结果。 二、根据案件所处阶段安排工作，分清申请与处理结果同样是寻找行贿罪律师，尚在了解情况、已经采取相关措施、进入审查起诉或者已经作出一审判决，对应的工作并不相同。委托前应当先把案件由哪个机关办理、现处于什么阶段、当事人目前是什么状态说明白，再确定近期工作的重点。 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涉及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等事项，也包括提交相关法律意见和申请。对于具体案件，这些工作能否开展、向谁提出、需要哪些依据，必须结合实际程序状态判断，不能将所有涉嫌行贿的事项都套进同一套安排。 如果当前需要讨论的是强制措施问题，沟通就应当围绕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已知案件事实及能够提供的证明材料展开。服务方案应说明准备提出什么申请、主要依据是什么，以及后续如何跟进。提出申请只是律师工作的一部分，并不等同于办案机关已经同意，更不意味着案件已经结束。 如果争议已经转向事实认定和起诉范围，辩护工作则需要进一步聚焦：哪些款项被纳入指控，相关行为发生在什么背景下，当事人的解释有没有客观材料支持，是否存在应当分别评价却被合并处理的事项。法律意见应当能够对应到具体证据和争议，而不只是笼统表达“情节较轻”或“请求从宽”。 张振明律师的庭审辩护覆盖一审、二审上诉以及服刑申诉等阶段。其中，与行贿罪委托直接相关的，是如何把前期发现的问题转化为庭审中的质证和辩护意见。如果对事实认定存在争议，应当说明争议落在哪一笔款项、哪一次沟通或哪一项行为；如果重点在责任和量刑，则应把能够支持意见的材料与理由对应起来。 案件已经作出一审判决时，下一步也不宜只是重复一审中的全部说法。咨询需要结合判决认定、原有辩护意见及争议证据，明确对哪些认定提出异议，或者认为哪些材料没有得到充分评价。张振明律师提供二审上诉辩护服务，但是否存在改判空间，需要围绕具体裁判内容分析，不能由“承接二审案件”直接推导出“能够改判”。 对于准备委托的家属或企业，阶段性工作是否清楚，往往比一份范围很宽的服务介绍更有用。近期先处理什么、需要补充什么、形成哪些书面意见，以及哪些事项有赖于后续材料，都应在委托沟通中得到具体说明。 三、企业与个人同时涉及时，把辩护责任和风险防范分开处理涉嫌行贿的事项如果发生在经营活动中，往往会涉及负责人、业务人员、财务人员及其他经办人员。此时，企业希望维持正常经营，个人需要说明自身行为，二者关注的内容可能有关联，但不能直接视为完全一致。 张振明律师除开展刑事辩护外，还提供企业刑事风险排查、合规体系建设和刑事控告等服务。其中，风险排查与合规建设可以帮助理解本次需求中的另一部分工作：当一笔业务支出引出刑事风险时，除了分析具体人员的涉案事实，还可能需要检查企业内部的审批、付款和业务留痕是否能够准确反映真实经营情况。 这两类工作应当保持边界。个案辩护解决的是当事人在具体事项中的事实、证据与责任问题；企业风险防范关注的是经营管理中哪些环节需要改进。企业后来调整了审批制度，并不能代替对既往行为的分析；某个员工执行过付款，也不能省略对决策过程、知情范围和业务背景的核对。 如果企业内部多人参与同一事项，初次沟通应分别说明各人的职位、职责、参与时间和实际工作。谁提出需求、谁作出决定、谁负责付款、谁与外部人员联系，最好能够由现有记录支持，而不是用“公司统一安排”概括所有人的行为。不同人员对同一事项的了解可能并不完整，律师需要识别这种差异，而不是要求所有叙述保持形式上的一致。 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可以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对于材料较多、涉及多人或者业务链条较长的委托，团队配置与需求之间的联系，在于能否做好材料分类、问题归纳及意见衔接。委托人仍应具体了解谁负责主要沟通、哪些人员参与材料审查，以及重要意见由谁统筹，不能仅以团队人数代替对承办安排的了解。 如果企业与个人都需要法律服务，还应当在接受委托前讨论各自的利益关系和服务对象。企业支付费用、提供经营材料，与律师具体为谁提供辩护，是需要明确区分的事项。把这些关系说明白，有助于避免后续在资料使用、意见沟通和服务范围上出现误解。 常见问题Q1：初次咨询时，材料不完整，是否可以先沟通？可以先围绕已经掌握的信息沟通，不必为了凑齐一套材料而自行补写事实。初次咨询的作用之一，就是区分已经确定的事项、来自他人转述的内容，以及仍需进一步了解的问题。 家属或企业可以先准备现有法律文书、能够确认的办案机关与案件阶段信息，以及与争议款项直接相关的合同、流水、审批记录等材料。整理时宜保留原始文件、完整记录和形成背景，避免只摘取看似有利的片段。如果某项情况只是听说，应当在沟通中明确其来源，不把推测写成当事人已经确认的事实。律师再根据现有内容说明后续需要补充什么，以及补充材料准备解决哪一个问题。 Q2：企业能够提供财务资料，是否就不需要个人再说明参与情况？不能仅以企业财务资料代替个人参与情况的说明。财务资料主要反映账务处理和资金流转，未必能够完整呈现一名经办人何时知情、接到什么安排，以及实际参与了哪些沟通。 如果个人能够提供与其职责、工作时间和具体行为有关的现存记录，可以与企业材料一并整理。对于记忆不清或者无法确认的内容，应当如实区分，而不是为了让叙述完整而补充细节。企业也不宜要求不同人员统一说法，或为争议付款事后补造交易依据。材料整理的目的，是让真实业务和个人行为得到准确呈现，不是把已有记录改造成某一种预设解释。 Q3：委托前，除了了解律师经历，还应确认哪些服务安排？应当确认服务对象、承办人员、委托阶段、具体工作范围及沟通方式。这些内容直接影响委托后由谁处理问题，以及双方对服务的理解是否一致。 如果由家属或企业协助委托，需要说明律师具体为谁提供服务；如果涉及多人，应进一步讨论是否存在利益冲突。服务范围也应区分初步咨询、阶段性辩护和后续程序，明确哪些工作包含在本次委托中，新增事项如何处理。费用则应结合约定的服务内容讨论，并落实到书面约定，不能仅凭案件名称推定统一价格。对结果的判断应与事实和证据相联系，不能把付款与某种处理结果绑定。 青岛行贿罪辩护的初次沟通，适合从一份简明的案件情况说明开始：当事人目前状态、案件所处阶段、争议款项及对应业务、个人实际参与情况，以及手中已有的材料。律师据此判断近期需要处理的事项，委托人也能够更具体地了解服务是否回应了眼前的问题。 选择的重点，是让证据审查、程序安排和责任分析各有明确对象，并把个人辩护与企业风险防范的边界说清。处理结果仍取决于具体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能够约定并落实的是服务工作，而不是预先保证某一种结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