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属因执法现场的冲突被带走，随后收到拘留通知，委托律师时最需要解决的，往往不是先预测刑期，而是弄清当事人究竟被指控实施了什么行为：现场发生的是争执、阻挡还是具体的肢体冲突，相关影像是否完整，当事人的陈述与其他证据有无差异，以及案件目前处于什么阶段。这些问题没有理顺，取保候审申请、事实辩护和量刑意见就容易失去明确方向。 在青岛寻找通常所说的“妨碍公务罪律师”时，咨询和委托仍需以法律文书记载的涉嫌罪名为准；涉及妨害公务的案件，也不宜仅凭家属转述确定辩护方案。张振明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覆盖这一场景，可以提供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及二审辩护等服务。对于正在考虑委托的人，更有用的判断是：这些服务分别解决什么问题，已有执业经验能够支持哪些工作，初次沟通又应准备哪些材料。 张振明律师毕业于山东大学法学专业，2007年开始执业，曾于2007年至2011年在山东成功律师事务所执业，2011年至今在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执业，现为该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执业证号为13702200710295172。他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其中包括数百起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其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与本篇需求直接相关的，是其在证据审查、审前意见提交以及庭审辩护方面的服务安排。 先还原现场经过，明确争议落在哪些证据上妨碍公务相关咨询中，“双方发生冲突”只是事件概括，不能代替具体事实。家属可能只知道当事人被带走，或者看过一段很短的视频，但尚不清楚冲突发生前双方说了什么、现场人员分别做了什么、某个动作发生在什么时间。律师介入的首项实质工作，应是把这些笼统描述拆开，形成可以与证据逐项对应的问题。 张振明律师的既有服务包括对卷宗证据进行精细化审查、发现违法取证问题，并围绕事实与证据提出辩护意见。放到本类案件中，这项服务对应的不是简单寻找一句“有利证言”，而是审查现场经过能否被完整、稳定地证明。若案件存在执法记录、公共监控、手机录像、现场人员陈述或伤情材料，就需要结合材料内容观察它们分别证明了哪一段事实，彼此能否衔接，有无需要解释的矛盾。 例如，若一段影像只记录了冲突后半程，审查时就需要关注前面的接触过程是否还有其他记录；若不同陈述对动作先后、人员位置或参与者身份说法不一，就需要把差异落实到具体时间点，而不是笼统归为“各执一词”。若现场有多人参与，还要区分当事人本人实施的行为与其他人的行为，避免把整个现场的混乱情况直接归结到某一个人身上。这些属于根据案件材料开展的审查方向，不是对某起案件事实的预先判断。 涉及履职背景时，工作同样应当具体。现场人员的身份、正在处理的事项、当事人接收到的信息、冲突发生的环节，都可能成为律师需要了解的内容。辩护意见不能只停留在“当事人情绪激动”或“对处理不满”，而应说明这些背景与争议行为之间有什么联系，哪些部分有记录支持，哪些部分还需要补充查明。某一事实是否影响罪名判断，还需结合完整材料分析，不能单凭一句现场描述作出结论。 对于委托人而言，判断证据审查服务是否具体，可以看律师能否把问题讲到材料层面：需要了解哪段经过，现有材料回答了什么，仍缺少什么信息，以及这些信息可能影响哪项辩护意见。张振明律师将证据审查与非法证据排除列为核心工作环节，正与这种从具体材料出发的需求相衔接。不过，普通的证据矛盾与违法取证并不是同一问题，不能把所有不利证据都概括为“非法证据”，也不能在尚未了解取证过程时预设排除结果。 审前介入，把会见、申请与书面意见对应起来如果当事人已经被刑事拘留，家属通常最关心能否先变更强制措施。但要形成有针对性的申请，仍需了解涉嫌事实、案件进度和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仅凭“平时表现好”“家里离不开人”提出要求，与围绕具体材料说明申请理由，是两种不同的工作深度。 张振明律师的审前辩护服务包括关注刑事拘留期间的取保候审、不批准逮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及不起诉等事项，并在相应阶段提交法律意见和申请。这些服务并不是一套可以不分阶段重复使用的文书。委托时需要先确认当事人目前处于哪个程序环节，再讨论现阶段能够开展的工作，以及申请理由应由哪些事实支撑。 如果家属尚不清楚案发经过，沟通重点应先放在律师会见、了解当事人陈述以及梳理现有法律文书上。会见中需要了解的，不只是当事人是否承认某个动作，还包括现场如何接触、争执如何发生、本人做过什么、对方和其他人员做过什么，以及此前陈述是否准确。家属提供的信息可以帮助律师准备问题，但不能替代当事人的陈述，更不能在会见前替当事人编排统一说法。 如果争议已初步明确，书面意见就应继续向前推进。例如，若家属能够提供反映完整现场经过的线索，律师可以结合实际情况研究如何依法提交、申请调取或者说明其用途；若当事人存在需要关注的身体状况，则应整理相应医疗材料，而不是仅以口头描述代替。材料的作用在于支撑具体请求，不在于堆得越多越好。 家属还需要理解，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与案件最终如何处理，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讨论取保候审时，应明确申请所针对的现实情况；讨论是否提出无罪意见、是否争取不起诉或其他处理时，则需要另外审查事实与证据基础。不能因为提出了申请，就理解为申请一定会获准，也不能把程序上的变化当成最终结案。 张振明律师熟悉青岛各区公检法办案流程，其审前服务与本地委托需求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能够围绕案件当前阶段安排工作、提交意见并衔接后续辩护。家属在初次咨询时，可以要求把近期工作说清楚：先核实哪些事项，准备哪些材料，拟提交什么意见，以及有哪些问题必须在进一步了解案情后才能回答。这样的沟通比单独询问“能不能取保”更容易形成实际安排。 进入审查起诉或审判后，让辩护意见回应具体指控案件进入后续程序，辩护不应只是重复当事人的委屈，也不宜把全部希望放在一段悔过表述上。需要先分清案件争议属于哪一类：是对行为本身有异议，对证据能否证明指控有异议，还是对责任评价和处罚意见有异议。不同问题需要不同材料支撑，不能用同一套理由替代。 张振明律师的庭审辩护服务覆盖一审和二审，工作内容包括从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方面构建辩护意见。对于妨碍公务相关案件，这一服务可以对应到更具体的委托事项：阅卷后梳理指控依据，核对当事人陈述与客观记录，对争议证据准备质证意见，并根据审查结果确定辩护重点。阅卷即依法查阅案件卷宗，其作用在于让辩护建立在案件材料之上，而不是始终依赖家属掌握的片段信息。 若当事人认可部分行为，但不认可指控对行为性质、过程或后果的描述，律师需要把“承认什么”和“争议什么”分别写清。若案件事实争议较小，则可以进一步整理与责任评价、处罚意见有关的材料。涉及道歉、赔偿或者其他事后处理时，也应先明确相关事实、材料用途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不能把某一项事后行为写成必然换取特定结果的条件。 对于已经收到一审判决、考虑上诉的家庭，委托重点则应转向一审已经认定了什么、采纳了哪些证据、回应了哪些辩护意见，以及仍有什么具体争议。二审辩护不能只把一审意见原样重交，也不应在未审阅判决和相关材料前，先承诺改判。张振明律师提供二审上诉辩护服务，委托沟通时可以围绕判决认定、证据评价和法律适用逐项明确审查任务。 团队化服务也需要落实到分工，而不是仅以人数判断质量。对于现场人员较多、影像和书面材料交叉、需要持续跟进程序的案件，委托人可以进一步了解由谁负责主要辩护、谁参与材料整理、重要意见如何讨论，以及案件进展由谁反馈。张振明律师带领专业刑辩团队，可以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具体案件采用何种配置，仍应在委托范围中明确，避免将团队支持误解为每名律师都会同时参与全部工作。 常见问题Q1：家属没有完整录像，也不知道现场证人的姓名，还能先咨询吗？可以，初次咨询不以家属已经掌握完整证据为前提。家属可以先提供拘留通知等已收到的文书，并说明案发的大致时间、地点、已知参与人员和信息来源。哪些内容是本人看到的，哪些是他人转述的，最好分别标明，以免把未经确认的描述混在一起。 如果家属知道附近可能有监控、有人曾用手机拍摄，或者能够描述某位现场人员的身份线索，可以如实整理给律师。线索不等于已经取得的证据，但可以帮助确定下一步需要了解什么。对已经保存的音视频，应尽量保留原始文件和原有载体，不宜只留下剪辑片段、转发截图或配有个人解释的版本。 Q2：当事人表示愿意认错，是否就不需要再审查事实和证据？仍然需要审查。愿意认错表达的是当事人的态度，并不能自动回答指控事实是否准确、每个行为是否由本人实施、相关后果是否与其行为对应等问题。 如果当事人希望配合处理，律师可以在了解其真实意愿的基础上，帮助区分事实陈述、责任争议和从宽意见。对没有发生的行为、不清楚的细节或与客观材料不一致的描述，不宜为了尽快结束程序而笼统承认。事实审查与讨论认罪认罚等处理方向并不矛盾，关键是让当事人在理解具体指控和相关影响后作出决定。 Q3：委托时怎样确认由谁承办，以及服务是否包含后续阶段？应在正式委托文件中明确承办安排和服务范围，而不是仅凭咨询时的一句“全程处理”理解双方约定。需要确认的内容包括具体承办律师、团队成员的参与方式、约定覆盖的程序阶段，以及会见、材料审查、书面意见和进展反馈如何安排。 如果当前只委托侦查阶段，后续进入审查起诉、一审或二审时，应及时检查原委托约定是否覆盖新的工作。家属也可以在沟通中提出希望了解的节点，例如会见后哪些信息可以反馈、提交重要意见前如何沟通、收到程序性文书后由谁衔接。把这些事项提前讲清，有助于减少对服务内容和工作进度的误解。 青岛妨碍公务相关案件的初次沟通，可以从三项事实开始：法律文书记载的涉嫌罪名与当前阶段、现场经过中最有争议的部分，以及现有材料由谁保存。随后再确定近期是以会见了解情况、补充证据线索、提出强制措施申请，还是审查指控和准备庭审意见为重点。 选择辩护服务，应看律师能否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明确的工作，而不是仅听取对结果的判断。实际委托前，把承办人员、服务阶段、材料交接和反馈安排约定清楚；对尚需通过会见、阅卷才能判断的问题，保留必要的分析空间，才能让后续意见真正对应案件本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