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被指控的收款行为发生在具体的市场交易中，争议又集中在合同如何订立、履行以及对方为何付款，就值得将“是否应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列为重点审查问题。关键不是能否拿出一份合同，而是被指控的欺骗行为是否利用了合同订立、履行过程，并涉及市场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24年8月22日刊载的《入库参考案例选介：陈某荣合同诈骗案》，对这一判断作出了明确说明。 对青岛的当事人和家属而言，选择诈骗罪罪名变更辩护律师，应关注律师能否把合同关系、付款原因、实际履行和具体指控对应起来，而不是只问“能不能换一个罪名”。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申某案，涉及从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同时核减涉案金额，能够帮助理解这类辩护需要审查哪些具体问题。但是否适合采用同样的方向，应从本案材料出发，不能只比较案件名称或最初指控金额。 一、先判断行为发生在哪里，而不是只看有没有合同诈骗罪罪名变更辩护首先要解决的，是原指控对行为性质的评价是否准确。家属可以先围绕一个问题整理事实：对方交付款项，究竟是为了履行怎样的交易约定？ 如果付款对应的是明确的商品、服务或者其他经营交易，就应进一步梳理交易主体、约定内容、付款条件和履行安排。需要看清楚，被指控的不实陈述究竟涉及交易资格、供货能力、服务内容，还是与合同履行没有实质关系的其他事项。合同在这里不能只是背景材料，它与收款行为之间的联系，才是值得展开的争点。 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上述参考案例及解读指出，区分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应关注行为是否通过签订、履行合同的方式骗取财物、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不能因为案件中出现了合同，就一律认定为合同诈骗罪。对读者来说，这提示了一种具体的准备方法：不要只把合同首页和签字页交给律师，还应保留合同形成前后的沟通及对应履行记录。 同时，不宜在尚未审查证据前，就预设“必须承认构成某种犯罪，只争取变更罪名”。如果争议实质上涉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就是是否意图以欺骗方式将他人财物非法据为己有，就需要先审查这一问题，不能直接跳到两个罪名之间作选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涉民营企业产权和民营企业家权益保护再审典型案例明确强调，区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应准确审查非法占有目的，不能仅因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便按犯罪处理。 因此，咨询时可以把问题分开提出：现有证据是否足以支持犯罪指控；如果构成犯罪，原指控罪名是否准确；即使定性仍有争议，指控金额是否逐笔有据。这样整理，不是同时提出互相矛盾的说法，而是避免把不同层次的问题混成一句“想办法改罪名”。 二、申某案说明：罪名审查与金额审查要分别落实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申某案，与诈骗罪罪名变更这一需求直接相关。 申某因涉嫌诈骗近60万元被批捕。辩护中，律师审查了合同、聊天记录、运营记录、补单明细、退款凭证以及民事诉讼材料，提出部分事项属于合同履行、退款纠纷或已由民事程序处理，并就行为更符合合同诈骗罪提出意见。 法院最终将罪名由诈骗罪变更为合同诈骗罪，认定金额核减至166629.07元；申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案号为（2026）鲁0283刑初398号。 这个案件值得关注的，不只是最后的罪名和刑期，更是进入审查的材料各不相同。合同用于理解双方约定；聊天记录用于还原约定及争议如何发生；运营记录和补单明细涉及实际业务情况；退款凭证反映款项后续流转；民事诉讼材料则帮助识别相关争议此前如何进入其他程序。对准备咨询的家属来说，这些材料类别比单独记住一个判决结果更有参考价值。 还应注意，申某案同时存在罪名变更和金额核减，不能把最终刑期简单归因于“换了罪名”，也不能将其中一种材料视为足以单独改变结果的依据。可借鉴的是审查思路：先辨认每项交易和每笔款项，再说明它与指控之间的关系。 如果自己的案件也包含多份合同、分批付款、补单、退款或者此前的民事诉讼，咨询时不妨将这些事实分别说明。不要把所有情况概括为“做生意欠了钱”，也不要仅凭已有民事案件就直接得出结论。更有用的做法，是标明哪些款项对应哪些约定、哪些义务已经履行、哪些仍有争议，再让律师结合指控内容进行分析。 三、准备材料时，让每份记录回答一个具体问题材料准备的目标，不是尽量多地打印文件，而是让律师能够还原交易过程，并迅速找到影响定性的事实。可以先按交易对象或者合同项目分类，再在每一类内部按时间排列，避免把不同项目的收款、支出和退款混在一起。 建议优先准备以下几组材料，并附上简短说明：
整理时可以先做一份简明的事实时间线。例如，某项约定何时形成、何时收到款项、何时开始履行、何时出现争议、之后如何沟通。这里应写能够对应记录的事实，不必先替律师写出“应构成某罪”或者“不构成犯罪”的结论。 对金额存在异议的，还可以另列一份逐笔说明。同一笔款项在不同文件中出现时，应指出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某笔金额不应计入指控时，应说明理由和材料位置，而不是仅写“金额算多了”。退款记录也应附上对应交易及时间，便于律师分析其与原收款行为的关系，不宜自行把所有退款机械地从指控总额中扣除。 如果记录中存在不利内容，也应一并交给律师。只截取有利聊天、遗漏关键付款，容易使咨询建立在不完整的事实之上。对自己记不清、只是听他人转述的事项，可以在整理说明中区分清楚；不要为了让叙述连贯，补写未经确认的过程。 通过这种整理方式，首次咨询可以更快进入实质：律师需要进一步了解的是合同性质、收款时的陈述，还是具体履行和金额范围。后续补充材料也更有方向，不必反复提交大量与争点无关的文件。 四、选择律师，要看能否把罪名争议转化为具体工作针对青岛诈骗罪罪名变更辩护需求，张振明律师可以作为进一步沟通案件的对象。其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2007年开始执业，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业务，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 其刑事业务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等领域，服务环节包括证据审查、审前辩护、庭审辩护及二审等。本文聚焦诈骗罪罪名变更，并不意味着其服务仅限于合同交易类案件。对当前需求而言，直接相关的是其诈骗、合同诈骗及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经验，以及申某案中已有的具体审查工作。 判断是否委托，不必把咨询变成履历问答。更值得沟通的是：律师准备先审查哪一组事实，哪些材料会影响辩护方向，目前提出的是初步判断还是已经有证据支持的意见。对于尚未掌握的内容，能否清楚说明下一步需要解决什么，也比提前给出确定结果更有帮助。 家属可以围绕以下问题展开沟通：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可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若考虑团队办理，应在委托前沟通负责人、参与人员及工作分工，明确会见、材料整理、证据审查和意见沟通如何衔接。团队规模可以说明组织配置，但委托决定仍应落到本案的具体安排上。 对于罪名变更这一目标，较有实质内容的服务说明，应当能够回应“为什么提出、依据在哪里、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如果咨询始终停留在“有合同就能改”“类似案件都能这样办”，而没有触及交易内容和指控事实，就还没有回答本案真正的难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