汕头农民工纵火悲剧的根源

　　抛开偶然性及个体因素不谈，导致此类作坊式工厂火灾频发以及一系列工人权益受侵害案例不断发生的根源，并非作为弱者的工人自身维权方式不当，也不是作坊老板不仁不义，而是日益非正规化及弹性化的用工制度。　　12月4日，广东汕头市陈店镇的一家内衣生产作坊发生大火，致14名工人不幸身亡，1人重伤。纵火者刘双云是这家小作坊的离职工人，因老板克扣其500元工资，一气之下纵火，意图报复老板。事后，刘双云解释，他是要“拿自己的生命跟他(老板)去赌”。
　　这不得不说是一场悲剧。众人或责备纵火犯冷血无情冲动，或指责老板不仁不义克扣工人血汗钱。然而，我们其实更应思考这一悲剧所折射出的深层社会原因和制度缺陷：是什么导致权益受侵害的工人只能通过极端方式去实施报复或是自残？又是什么导致“内衣名镇”陈店镇的生产安全如此脆弱，一把火即能夺走十几人性命？整个内衣制造业甚至是服装制造业的用工行为存在什么问题？　　事实上，汕头陈店镇的大火并非首例。据现有报道，2008年至今，汕头地区的各式家庭式作坊或由民房改建的工厂，已发生火灾近十起，致数十人死亡。笔者认为，抛开偶然性及个体因素不谈，导致此类作坊式工厂火灾频发以及一系列工人权益受侵害案例不断发生的根源，并非作为弱者的工人自身维权方式不当，也不是作坊老板不仁不义，而是日益非正规化及弹性化的用工制度。这种非正规化的用工趋势，正在逐渐消解本应健全的劳动保护机制，把工人推向越来越脆弱的境地。
　　陈店镇纵火案发生以后，已有一些媒体开始关注汕头内衣行业的用工问题，如家庭式的生产作坊、家长式的管理、工作条件恶劣、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不按月结发工资、克扣工资、不准辞职甚至雇佣童工等。这些现象被媒体称为汕头地区内衣制造业的“潜规则”。
　　与陈店的内衣行业采取相似用工方式的，还有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其他服装制造业。笔者曾走访过位于东莞虎门一些城中村的家庭式作坊。这些作坊大多租用城中村的农民房作为其生产车间，每一层有几十平方米的生产空间，工人就在堆满了各式布料(多为易燃品)的缝纫机前工作。家庭式作坊的工作时间不固定，订单多的时候可能通宵加班，订单少的时候工人可能没活干。不管工作时间是否超出了正常工时，工资计算方式均为计件制，也就是没有加班工资一说。做多做少也不由工人决定，全凭作坊老板的能耐，即能否拿到尽量多的订单。
　　由于这些家庭式作坊多位于城中村，有些工人就拖家带口地租住在附近的民房。作坊老板偶尔也会显示其“人性化”的一面，对于关系好的工人，允许工人的孩子在作坊中呆着，以便他们可以照看孩子。这种看似人性化的做法，其实体现了雇主对生产安全的极度随意：不仅工人的工作环境得不到安全上的保障，工人的孩子也处于高风险中。
　　用工制度的非正规化，是市场机制过度趋利运作以及缺乏政府监管的结果。私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将生产任务层层转包、分包给规模更小的工厂或无证经营的家庭式作坊，从而压低生产成本，转嫁生产风险，规避其应承担的保障劳动者权益的责任。而此类小工厂、家庭式作坊因其利润低廉，只能租用简陋的厂房(安全及消防不合格)，使用陈旧的设备，并且通过拖欠工资、压低工价来维持其运作。
　　据有关报道，一件市场售价58元的内衣，出厂价仅为8.7元，厂家从家庭作坊的拿货价是7元。扣除原料费，家庭作坊生产每件内衣仅能赚一元多，同时还要支付房租、水电费、设备损耗费和工人工资等。因此我们需要发问，另外的50元由谁赚去了？层层分包后的非正规用工机制的内驱力为何？　　汕头内衣业所体现的只是全球转包和分包生产机制的一个缩影。全球转包和分包机制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国家。这种机制的内驱力来自这样一种模式：让企业盈利的并非生产本身，而是好的营销手段和品牌形象建设；成功的企业应该逐渐将生产产品、雇佣和管理工人等“包袱”分包出去，集中精力设计产品和做好市场营销。
　　这种生产机制现在已体现在很多著名的跨国品牌的运营策略中，它们通常是生产链上游的大资本。很多国内的私营企业也在借用这样一种生产机制，只要它们是相对大的上游资本，只要存在着相对小的下游资本并且有微薄的利润空间，这种机制便得以运作。据此，大资本可以雇佣少量的工人，为其安排合格的工作环境，完成少量的生产任务，而将其余的大量生产任务分包给不同的小资本，即可维持其良好的品牌形象(不存在非法用工)，同时做到压缩成本，使利润最大化。更甚者，大资本可能完全不雇佣生产工人，而仅负责产品设计和营销，所有的生产均通过对外发包完成。
　　由大资本驱动的转包机制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工作的日趋非正规化与弹性化，具体体现在缺乏常规的劳动保护、用工短期化、工作与收入不稳定等。这种趋势不仅出现在私营部门，同时也出现在很多公共部门及国有企业。例如，原本由政府环卫部门负责的道路清洁工作现在绝大多数都转包给了专门的清洁公司；许多大型国企中的基层生产岗位也在大规模使用劳务派遣工人，这些派遣工人，名义上为国企工作，实际上是劳务公司的员工。除了压缩用工成本的考虑，采用这种弹性化的用工制度也是为了保持劳动力市场整体的灵活性和竞争力：雇佣者随时可将昂贵、年老的劳动力替换成更廉价、年轻的劳动力。
　　非正规化及弹性化的用工制度正日渐蚕食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消解国家逐渐建立起的劳动保护机制。这一点需要整个社会警惕。然而，如果说滥用转包机制或派遣工暂时是法律难以管制的“灰色地带”，一些作坊式工厂的非法用工，无疑是在地方政府部门庇护下对劳动者权益的赤裸裸侵害。这种非法用工行为完全可通过现有法律手段予以规管，然而地方政府似乎视而不见。既如此，工人遭遇的悲剧何时能休？

大量非法用工的存在，对管理部门有利；对经营者有利。至于工人的命运如何？那就要靠佛祖保祐了。

{:soso__6235880048239246314_3:}楼主下次写文写少一点。我觉得很多人跟我一样，都看不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