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江河东书院：一所走过250年的乡学

作者：陈坤达

　　作为河东书院（达濠中学）一名曾经的学子，在母校250岁生日之际，仅以这篇轻简的文字，聊表敬祝。心香一瓣，愿母校青春永驻，桃李芬芳，馨德永弘。

——题记

　　著名潮籍作家、评论家郭小东读了我写的地方风物志《一个古镇的情景与记忆》后，大有感触，写了一篇书评《在遗忘中惊醒》，除了鼓励，对我这本书中缺了一个要紧的内容——河东书院（即达濠中学）给予批评：“陈坤达书中没有提及河东书院的兴衰，是为遗憾，但我理解他的苦衷。”他感慨道，“延续250年的学校，国中又有几所呢！？”
　　事实上，这不是疏忽，而是沉重得不敢轻易落笔。达濠中学是我的母校，我的故乡情结，是从达中岁月开始就积聚起来的，对于母校，我必须用独立的篇章来记述。
　　先从河东这个称谓说起。河东是从北宋以来，对达濠岛的指称。至少在唐宋年间起，潮汕沿海已兴起煮盐之业，当时濠江两岸盐田广布，为潮州三大盐场之一，北宋时朝廷为加强管理，设招收收都盐务管理机构，濠江以东（即达濠本岛）称为河东栅，濠江以西（即马凤南、河浦）称为河西栅。自此，达濠岛又称河东地。一千余年的人文发展史，给达濠留下大量的文化遗存。岛内的村寨，大部分是形成于两宋年间，据田野调查和文物普查记录，岛内有宋、元、明、清之摩崖碑刻，寨栅，古墓，词堂数百处。落海瞰的达濠岛，增添了一抹浓浓的文化气息。由此，也就可知，先以渔盐、后以商贸名闻东南的达濠古镇对文化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所谓“地瘠裁松柏，家贫子读书”是也。举一例子，巡司埠后空旷之地，有古老的瓦屋三间，这就是达濠的“字纸亭”，古时候瓦屋之旁建有塔状亭台一座，设专人四处捡拾字纸（写有文字的废弃纸张）至此焚化，通过一种独特的仪式，告诫民众要尊重文化、敬惜字纸，可见此地崇文之风。以一斑可窥全豹，达濠历来对教育的重视由此可见。据记载，各村寨历代均有乡学和私塾，以传授艺文，明进士林大春撰《潮阳县志》时也不忘赞一句：“多美士”。
河东书院，始自清代早期，达濠赤港乡人陈耀振创建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并捐出田产作为书院基金。请记住陈耀振这个名字。由于地方文献阙如，笔者一直找不到更详细的相关记载，仅在苏州街跨河而过的永宁桥上一道建桥石碑上找到“陈耀振捐银  两”的字刻。永宁桥也是建于乾隆二十八年。由此，我们可以获得二个信息：一、乾隆二十八年前后，达濠岛经济繁华，到处在修建学校、道路、桥梁、祠堂、大宅；二、陈耀振应为当地富绅，且热心公益，多有捐赠。

原河东书院正门

　　河东书院原是一座祠堂式的古旧建筑，三座落、二天井，创建时仅有几百平方米，初设小学以启童蒙。清朝末年废除科举制度后，河东书院改为小学堂，由原葛洲乡人清代庠生林寿荪接任，不久改为区立河东小学。至民国十六年（1927）由达濠乡人吴介威主理校政。民国廿六年（1937）由林石山继任。
　　1939年，达濠岛陷于日寇的铁蹄，河东书院被迫停办。翌年，澳头乡人朱文杰先生出资复校。1943年3月改为“潮阳第二中学”并附设小学，聘请当地名士吴醉樵任校董事长，东湖乡人林当时任校长。1945年日寇投降，原校长林石山回校复员，第二年正式称为“达濠中学”，林任董事长，聘黄政杰任校长。1949年解放，校长改为乡贤林中鸿老师。至1951年撤去校董会，达濠中学始由地方政府管理和财政供给。解放后的历任校长是姚佑文、马星、马礼尚、陈士灿、郑炯荣、陈华威、邱礼固、李业顺。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介绍诸位学校历任负责人，是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这批河东书院奠基人和开拓者的名字。250年，需要多少代人的接力，心血浇灌，薪火相传。校史是一条长河，没有他们，哪有行经250年的清渠？！
　　250年来，走过风雨尘泥的河东书院（达濠中学）培养了无数有用之才，为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真是桃李满天下、遍地芳菲！写这篇文章，如按惯例是要排列出从这个学校走出去的英才俊杰、政治精英、社会中坚、名商巨贾、文艺大家等等。这些，固然是一所学校的光彩之处，但是“学校何为”？从学校走出去的，与这些彪炳校史的俊彦相比，更多的是像我辈一样平凡的校友，做着普通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一所学校最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学校给予每一个人精神的力量，烛照着他前行的人生，辉煌也罢，平凡也罢，这种感情的力量始终珍藏在他们的神明深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多年以后，“达中校友会”一个又一个成立；素昧平生，当得知对方是河东学友时，会平添一股说不清的浓郁亲情；远离家山万里，当听到关于母校的一点点不如意的休息，依然会慷慨激昂；多少个夜静更深之际，校园的梧桐树，会渐次浮现在梦里；校舍残旧，一经发动，应者云集，……，这就是一个学校所蕴藉的精神！
　　过去了三十多年，河东书院的木叶景物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和情感的最深处。我的河东岁月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历经浩劫后的书院又是一年春草绿，旧式学堂的气氛依稀仍可触摸：大礼堂前面的古牌楼匾额，前为“河东书院”后为“人文化成”，左右门楼匾书“礼门”、“义路”，（典书《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猷劲冲和、墨韵淋漓。牌楼两侧，是四棵根深叶茂的冠状大梧桐，梧桐是凤栖之佳木（王安石视梧桐为化身，愿作五弦琴），这昭示的是一种气节和高尚；前望一箭之地，有方形池塘如鑑，天光云影，是为砚池；听说校门前昔时还有一七层古塔，如巨笔掣天，惜已倾圮——当这一切集中在一起在你面前展现时，你会被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气脉所感动、所融化！我们终于知道，河东是注定要作为文化圣地流布于世的。我想当初的缔造者肯定是要造就一种文化的象征、精神的象征。

书院左右门楼匾书“礼门”、“义路”

　　我们在河东的那个年代，十分特殊。思想的禁锢与解放，师道的摧残和恢复，知识的贫乏和渴望，构成了那一代学子的集体意识，教育呈现了一种久违的神圣感。
　　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那时达濠中学奇迹般集中了一大批极其优秀的老师，不但知识渊博，而且充满着父母一样的慈爱情怀。所以我们能享受到从深厚的人文背景中流淌出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清泉，深刻作用于一生的知识和价值观在润物无声地奠基。这样的关系或许现在的人不好理解或似觉奢侈了，比如我的恩师李伟铭先生、吴烈扬先生、黄云贞先生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关怀，让我感念，历久弥新！正如普希全的诗句“那过了的，都已变成亲切的怀恋”！
　　母校的精神图腾是文化气氛和师生之情所共同锻造的。     
　　二十年前，我在泰国邂逅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他是达濠人，说在河东读过一年初中。刚见面他就急切地问，那些匾额是否还在？几棵梧桐是否依旧？他说还有四通石碑，镌刻着捐建书院的人名和款项，要好好保存。一个古稀老者梦牵魂萦，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到对河东无限的深情。（古碑现保存得很好，几年前我请人把所有的碑刻拓印起来。）
　　无独有偶，郭小东先生也在《半岛无河》的文章中记录了一件与此惊人相似的事，“在北方荒芜的古驿道，我与他相遇纯属偶然，他居然是河东校友，他问到河东的梧桐和孔子像”。这是一位离开河东整整五十年的地质学家，“他依然毫无误差地说出当时那批老师的名字：郭大藩、林世文、林仲鸿、朱重豪、马燕惠、林怀望、陈景山、马星校长……说到动情之处，老泪纵横”！
　　还有汪涛先生。汪先生上世纪30年代就读于河东，热血青年，感家国之衰微、民生之疾苦，思想十分激进，遂于1935年缀学只身奔赴延安，参加革命--0000，后来成长为和陈惟实齐名的“0000--革命哲学家”，晚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汪先生对河东书院感情极深，晚年多次回母校探访、和学生们座谈、题词（现“达濠中学”匾是汪老所书），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临终时日，仍重托他的学生、师大领导柯汉琳教授要多关心河东、支持河东（见柯汉琳先生怀念文章）。河东的精神和理念是来自中华文明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汪先生当年的义举，难道不是河东精神的体现！谁说河东是守旧的、传统的，不，河东人的血是滚烫的，是属于家国和民族的！
　　一所名校的耸立，是由一批又一批学子们的情感所积聚起来的，透过时空，他们的情感力量是对母校精神的卫护和丰富。我们对母校的感怀既是物质的——老师、校园，又是精神的——岁月、情怀，不管景物是否依旧，不管人事是否变迁，在学子心中母校青春依然，丰采依然！
　　河东书院万岁！
　　　　　　　　　　　　　　　　　　　　　　　　　　　　　　　　            二〇〇三年初夏于河东有无居

原帖转自濠江区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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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河东书院（达濠中学


摘图来源百度搜索

感谢楼主让我知道了汕头的又一个历史，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