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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口村
戴平万故居
《华南的乡村生活》中描述的“全村最新最好的房屋”
英文原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
左联印记 这是一座富于传奇色彩的小村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青年从村里出发，以一腔爱国热血投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文化浪潮，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者——他的名字，叫做“戴平万”。 就在同一时期，遥远的大洋彼岸，一部被誉为社会人类学史里程碑的著作悄然问世。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任教沪江大学期间，借助来自该村的学生，完成了中国社会人类学第一次对村落全面的田野调查，写下《华南的乡村生活》——此书主要贡献者戴贯一，是村里的留美博士。 明清至民国时期，这座只有数百人口的村庄，却存在着多间私塾，出现了多位举人、秀才、大学生，其中就包括戴维祺、戴邦基、戴清源、戴贞素等名儒。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方水土人才辈出？又是什么独特之处，造就了这个学术名村？浓墨重彩的历史，对新时期乡村振兴将有怎样的启迪？ 总策划：江俊英 总统筹：邢映纯 □ 文/本报记者 江马铎 □ 图/本报记者 黄春生 走进戴平万故居 本是世家子弟，他却义无反顾献身革命 三代名儒之后 初夏，带着从史料上引发的种种猜想，我们走进潮安区归湖镇溪口村。此番探访，围绕新近修复的戴平万故居而展开，这座修建于清末民初的宅院，承载了溪口村重要的人文历史。 宅院坐西向东，总面积约1300平方米，外围墙南北首各开一个门，门额上分别书写着“兰桂”“腾芳”。主体建筑为两进格局，南北各有一列厢房，首进门楼间嵌着“儒林第”的匾额。穿过门楼间，天井两侧是对称的廊庑，第二进主厅堂左右各一个开间。 去年，潮州市启动左联六杰名人故居修缮工程，戴平万故居率先完成修复。溪口村党支部书记戴建斌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宅院曾遭日军轰炸，北侧部分结构损毁，后来被改建成双层矮楼。此次修缮过程中，本着修旧如旧原则，将矮楼拆除，依照南侧样式恢复原貌。 东北角一间偏厅，石门框上的缺损赫然可见，成为这座宅院历经炮火摧残的证据。 戴平万（原名均，字平万）出生于1903年。曾祖父戴维祺，是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丙午科举人。祖父戴清源，附贡生，授翰林院孔目，清咸丰年间任汕头漳潮会馆司理，光绪《海阳县志》总阅之一。父亲戴贞素是清光绪年间秀才，民国初毕业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能诗词，擅书法，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文名播于潮汕。 出身书香世家的戴平万，8岁便在村里的凤喈私塾读书，12岁进城就读潮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今城南小学），与后来的左联常委洪灵菲同届。随后，他和洪灵菲双双考进广东省立潮州中学（省立金山中学前身），对文学共同的热爱让二人结成挚友。 踏上革命征途 潮州府城昌黎路西端岳伯亭总兵巷12号，一座老民居历经岁月沧桑，如今仅存残垣断壁。门框上的额刻尚存，正面为“戴氏介祖试馆”，背面为“双柑书屋”。这是戴清源为纪念戴维祺（介圃）而置建的宅院，也是戴平万在府城读书期间的住所。居住在昌黎路东端“荣春堂”药行的洪灵菲，经常登门与戴平万一同学习讨论。 那个时期，五四运动正值高潮，二人受到新思想的洗礼，积极参加爱国宣传活动，人生轨迹亦紧紧相随。他们以同样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考进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在广州读书期间，一起参加学生运动，宣传民主进步思想，发起组织潮州旅穗学生革命同志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广东、香港各界举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大罢工示威游行，23日，广州10万人的游行队伍在沙基一带遭英法军队机枪扫射死伤惨重。戴平万和洪灵菲都参加了这次游行，亲眼目睹震惊中外的“沙基惨案”，深切感受到只有彻底反帝反封建，才能寻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此更加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 戴平万小说《小丰》详细描写了这段经历，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强横和被压迫民族的痛苦，流露出强烈的反抗精神。 1926年，戴平万、洪灵菲大学毕业，进入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后戴平万被派到暹罗总支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洪灵菲被迫流亡南洋，戴平万也被特务盯梢，处境十分艰难。 南昌起义爆发后，起义军攻占潮州、汕头。二人相约回国途中，闻讯前往投奔起义军。不料，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建立红色政权仅七日，便遭到疯狂围剿被迫撤离（史称“潮州七日红”），他们只得半道潜回江东镇红砂村洪灵菲家中匿居。 戴平万在小说《出路》中写道：“万君呀，三载的回乡念头，却付之一场空梦！我虽望见儿时相识的溪山，和曾经登临的古塔，虽知道塔后溪旁的被秋烟迷住的孤城，那是渴望着的梦里的故乡！” 自从参加革命，戴平万就没回过家乡。这篇小说讲述的是他在红砂村短暂匿居的心路历程，小说中还叙述了他的母亲到村里跟他见面的情景。 从“左联”到“孤岛” 1927年冬到达上海后，戴平万开启了革命文学创作高潮。他的作品放眼于革命斗争生活，矛头直指旧世界的黑暗，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戴平万是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左联时期，他的小说《陆阿六》被作为优秀作品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当时的评论界赞誉他为“新兴文学的花蕊”。 期间，戴平万曾被派往满州省参加抗日工作，主导东北抗日联军早期创建活动。后又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文艺救亡运动，是左联最后一任党团书记。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挑起全面侵华战争。11月，上海沦陷，在沪文艺工作者纷纷撤离，但也有一部分留下来，继续坚持抗日文艺运动，文学史上称为“孤岛文学”。 戴平万就是上海“孤岛”中的文艺战士之一。他参加了地下党报刊筹备组织工作，负责编辑新闻版面、文艺刊物，并不时发表随笔、论文、评论等，为“孤岛”中的人们传播外界和根据地的消息，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40年，戴平万被派到苏北根据地，任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文学系教授。1941年调到苏中区党委宣传部，负责主编苏中区党委机关报《抗敌报》，后调到苏中区党校主持日常工作。1945年春，抗战胜利前夕，42岁的戴平万在江苏兴化县（党校所在地）去世，将一生奉献给党的革命事业。 青山处处埋忠骨。戴平万去世后，安葬于兴化县当地。而溪口村的戴平万故居、府城的“双柑书屋”，这位革命先驱留下的足迹不应被历史所遗忘…… 翻开“凤凰村调查”历史一页 见证传奇村落百年浮沉 一个学术“疑案”被揭开 戴平万故居不仅是溪口村红色文化、名人文化的载体，还拥有一块极具分量的招牌——“凤凰村调查纪念馆”。 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葛学溥通过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著作《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葛学溥于1913年前后来到中国，任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1918年至1919年，他利用学生放假回乡的机会，让学生在各自家乡开展学术调查。来自凤凰村的学生调查最为成功。于是，1923年，他亲自前往凤凰村作短暂访问及体质测量，随后回到美国并完成了这部著作。 凤凰村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第一次对村落全面的田野调查，由此形成的《华南的乡村生活》，是第一本华南汉人村落社区的民族志研究，比费孝通先生社会人类学经典著作《江村经济》早14年。 由于葛学溥著作中的“凤凰村”是化名，而他本人此后未再继续从事乡村社会研究，“凤凰村”的原型究竟坐落何处，一直是学术界的“疑案”。直至1994年，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到潮州实地走访，才揭开了尘封七十年的谜底——“凤凰村”就是归湖镇溪口村。 村里一度只有12户留守 翻阅《华南的乡村生活》，仿佛穿梭时光，回到百年前的溪口村。发源于凤凰水库的凤凰溪，缓缓流过村西，往南汇入滔滔韩江。那时，村民外出都必须搭乘渡船，“凤凰村航船的来来往往，犹如城乡之间的动脉。”“途中，船员和乘客也不停地闲聊、抱怨，船上成为韩江流域村民们公众舆论和交流的场所。” 据书中记载，当时凤凰村只有650人口，果园和水田围绕着村庄，村民以园艺种植的收入为主，但田园经常遭洪水肆虐而失收，许多青年人到国外寻找致富梦，部分村民迁移到潮州城、汕头经商。 探访过程中，村干部也告诉我们，昔日，村里生活生产物资匮乏，每年汛期都会暴发洪水，村舍不得不修建成双层矮楼，以便发水时将物质转移到高处。农业不能自给，青壮年被迫外出谋生。新中国成立前，一段时期只有12户留守在村里，其余都到外面务工、经商。问起村民的经济来源，大家都笑称“我们吃汕头。” 民国时期，村里在江边创办小集市“葫芦市”，一度十分兴旺，后遭侵华日军轰炸而陷入萧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沿江修筑了堤坝，村民免除了洪水之患。如今的溪口村，人口已经增长到1260多人，交通日益便利，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民更愿意留下来种养果林做点小生意，过着平静安逸的日子。 重视教育的传统世代承袭 虽然生活环境不算优越，但重视教育历来是凤凰村的传统。《华南的乡村生活》中记述，“只要显示出读书天赋，不论贫富，保证为每个男孩提供教育机会。”除了旧式私塾，村里还较早办起现代教育，并一度出现教会学校。个别学校开设成年教育，教授普通话、书信、算盘和古文。公共阅览室里有船工带来的《汕头日报》以及《新青年》等杂志，“积极进步的观念震撼和唤醒了年轻一代”，老师和学生有规律地读新闻。 潮州文史学者陈贤武认为，由于溪口村坐落在凤凰溪下游与韩江的交汇处，形成天然良港，很有可能在明清时期，这里曾是盐运的中转站。沿海盐场生产的食盐，从韩江水路运往各地，在此查验中转，因而一度形成活跃的码头，加上生活着大户人家，崇文重教得以蔚然成风。后来，随着环境变化，村民纷纷外迁，村庄逐步走向没落。但浓郁的人文气息，使此地得到社会学家的关注。 我们在探访中欣然发现，当代溪口村，重视教育的传统依旧承袭。1993年，该村在集体经济薄弱、年收入仅数万元的情况下，多方筹资百余万元，于1995年建成当时全镇设施最好的学校，并保留原私塾名称，命名“凤喈小学”，而村委会则在破落的祠堂内办公。在凤喈小学的宣传栏上，我们见到历届考上大学本科学生的名单，这是村里的荣誉，更是村庄发展的希望。 记住乡愁，启迪当下 当年帮助完成凤凰村调查的学生究竟是谁？葛学溥并未在其著作中言明。周大鸣教授在2012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中提出，那位学生名叫戴天纵，是《华南的乡村生活》一书主要贡献者。后经重新深入考证，那位学生应为戴天纵的父亲戴贯一。 陈贤武介绍说，清光绪年间，美国传教士到潮州城创办教堂，宣传教义、培养传道人才。戴贯一是首批学生之一，他先到上海沪江大学深造，毕业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戴贯一与戴贞素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们年龄相仿，但按照辈分，戴贞素是戴贯一的叔父。葛学溥到溪口村访问时，就居住在戴贯一家中，即现在的戴平万故居。然而，这位留美博士却英年早逝，墓地至今屹立在溪口村郊，墓碣是戴贞素所撰写。 今天，走在溪口村西郊，凤凰溪平静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宁瑟而悠远。岸边的凤溪古渡显得有些寂寥，村民外出不再需要乘船，唯留一幅“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景象。渡口南面，曾经繁华的葫芦市早已谢幕，一间间老式商铺人去楼空。历史如凤凰溪的流水般一去不返，我们追忆历史、缅怀先贤，既是记住乡愁，也是启迪当下。乡村振兴战略，不应只着眼于经济振兴，而是通过文化建设、文明水平、治理方式的提升，推动乡村社会全面发展进步。 谈到接下来的发展思路，戴建斌表示，将以戴平万故居修复为契机，大力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广泛搜集相关文献资料，通过戴平万故居载体，全方位展示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和凤凰村研究成果，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建基地。此外，计划将七房祠改造成村史馆，充分发掘乡村历史文化底蕴，以特色文化为引领，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