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中秋夜在山西务工的那位

也许是中秋夜在山西务工的那位先生“神一样的回答”引起了受众对这档“走、转、改，下基层”的电视采访的兴趣，双节长假中，每当“新闻联播”里的央视记者提问“你幸福吗”的时候，无庸置疑，观看电视的各色人等，都对被采访者的回答有所期待。
　　央视的编辑也给公众留下了期待的空间。钱塘江畔一位年龄73岁且“耳朵不好”的老先生，他的一连串答非所问倒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答案”：“我今年73岁”，“我现在吃着政府的，吃了政府的低保，低保650块一个月，政府好。”
　　然而，严格地说，在中文语境中，“幸福”的涵义呈现出“3D”的特色，其众多的层次和众多的侧面，常使调查者预设的“理论框架”显得破绽百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大多数城市居民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都有所提升。于是，将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升拔高至“幸福”的层面，再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对此作定量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和政界的一种时髦。这可以从近年来众多的对于“幸福感”的城市排名中看出：譬如央视的“2011—2012幸福城市排名”，拉萨、太原、合肥名列榜首；又如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的“2011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榜”，杭州、成都、青岛喜登三甲；再如中国上市公司发展研究院、中国城市研究院的“2012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广州、南京、大连荣膺桂冠……因为所建构的指标体系、统计口径和抽样方法的差异，以上三项研究的统计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人民大众看笑话了，这到底有准没准？——回答得“哲学”一点，可以说：有准是相对的，没准是绝对的。
　　用学者悉心建构的指标体系做出的排行榜尚且如此，记者们边走、边转、边改时与被采访者的即兴问答就更没有谱了。但央视将很多采访录像都比较接近原汁原味地播出了，这使我们看到了“幸福”的丰富的层次和诸多不一样的侧面。
　　譬如，上述用指标体系进行的对“幸福”的定量研究，其实测量的大多是“满足感”，亦即“满意度”的问题。满意度是对物质需求以及一部分与物质紧密相关的精神需求的是否得到满足的测度。相对而言，这个层次上的“幸福”是可定量的，也是可比较的。但是，如前所述，建构的指标体系和统计口径的不同，加上抽样方法的不同，测量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满意度的测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幸福”的第一层次。
　　“幸福”的第二个层次，是“幸福感”，这是纯粹精神层面和心理层面的，是主观的感受，与物质需求没有关系或者关系不大。心理学家岳晓东对“红楼金钗”做了“幸福感”的评估。他说：“在金陵十二钗中, 林黛玉的受宠指数是排在第一的，可其开心指数却排在倒数第一。与此相反，史湘云的受宠指数是排在最后的，可其开心指数却排在第一。”他举例说：湘云见到花开了就满心欢喜；而黛玉看见了就想到花终将败落，于是哭将起来。湘云离贾母很远，却在大观园里感到主人般地自在；而黛玉离贾母最近，却总感到寄人篱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幸福感”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试图单纯从物质需求出发来作出判断，其结果的准确性也常常是难以捉摸的。
　　主观的感受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瞬时的感觉，这种感觉可能会很情绪化。譬如在采访中，迎娶新娘的小伙子就说：“幸福，特幸福，幸福就是娶新娘回家。”一对情侣的回答也是：“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幸福”。反过来，一个小伙子说：“今天不幸福，因为女朋友刚分手”。还有一位在病人那里受了委屈的医生说：“在这一点上，我不幸福，也不开心”。
　　二是一种经过长期沉淀的心理感受，甚至是很久以前的回忆。一对老年夫妇说：“幸福啊！现在老了，幸福就是有个老伴，有个老窝，有个劳保”。有个大学生认为，小时候父母给他“挠痒痒”，感觉很幸福，刚才有个同学帮他挠了痒痒，又勾起了他温馨的回忆。还有一位在旅游的小女生说：“我现在的感觉很幸福，但要说长一点，比方前20年，就难说了，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幸福”的最高层次，是利他主义，就是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幸福。央视在节目策划时可能忽略了这一方面，记者和被采访者都没有往这个方面想。不过，采访的问答中利他主义也有所表现，但极具中国特色，即最终落实在家庭责任上。譬如，在新疆拾棉花的女工说：“咋不幸福呢。最幸福的是多挣钱，多给孩子攒点。”然后又笑着补充了一句：“当着你们摄像师的镜头啊！”这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就很难辨别了。
　　总而言之，双节期间，央视“你幸福吗”的采访，如果当作“人生百态”来欣赏，看看各色人等对“幸福”的理解，还是很有意义的。但要把这随意“遭遇”的3000多人的回答作为一种“调查”，那就很不靠谱了。也许，我们现在更要警惕“精神幸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