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今日凌晨逝世，享年101岁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今日凌晨逝世，享年101岁先生走好！


饶宗颐，生于1917年，原籍广东潮安。幼承家学的饶宗颐，研究范围极广博，涵盖上古史、甲骨学、经学、宗教学、史学、敦煌学等十三大门类。其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他曾说“做学问就是求真、求是和求正，做人也是这样。”

他出身书香名门，自学而成一代宗师。其茹古涵今之学，上及夏商，下至明清，经史子集，诗词歌赋，书画金石，无一不精；其贯通中西之学，则甲骨敦煌，梵文巴利，希腊楔形，楚汉简帛无一不晓。人谓“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林说他是心目中的大师，法国汉学家说他是全欧洲汉学界的老师，当代最伟大的汉学家，一代通儒。

自学成才

事实上，饶宗颐既非学院派，也非西洋派，而是一位受家庭浓厚的文化熏陶、自学成长的大学者。饶宗颐出生于广东省潮州的大富之家，其外祖父为清末进士，父亲饶锷为当地知名的考据学家、工商金融界名流，几代皆为潮州首富。

饶家不仅富甲一方，家学渊源更是深厚。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喜爱西洋建筑的饶锷，在家乡建起了潮州最大的藏书楼——天啸楼，藏书十万余卷。受父亲影响，饶宗颐时常浸泡在此，读书玩耍之间，文史典籍早已烂熟于心。

家学渊源和富裕的家庭条件，使饶宗颐从小便拥有了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学习条件，当其他孩子都步入学堂读书的时候，饶宗颐感觉学校的教育并不适合自己，总感觉学校教的“太肤浅”，他宁愿独自一人躲进天啸楼里自学。这位后来学富五车的汉学大师，是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少年。

他人生的第一个导师是自己的父亲。在父亲的悉心栽培下，饶宗颐打下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根基，培养了超强的自学能力，可谓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虽然再未获得正式学校文凭，也未曾留学海外，但后来却在海内外二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精通英、法、日等六国语言，还熟知古代梵文、楔形文、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皆得益于他的自学能力。

在成名后，曾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超级大师”？他说超级大师不敢担，但是能有今天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上大学，“因为大学能够学到的只能是一两个门类，但是父亲给我打开的天空、建立的基础是无科不修，按照中国传统的做学问方法，其实是文史哲相通，文中有史，史中有哲，哲中有文。

1935年，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创建了广东通志馆，委任著名学者温丹铭为主任，温老先生随即举荐饶宗颐，将这位年仅18岁、初中肄业的才俊破格聘入馆中，专职艺文纂修。

当时中大广东通志馆的藏书量位列全国第二，那段时间，饶宗颐几乎将馆里收藏的所有地方志都看过，这段编纂地方志的经历，对于他后来学问多面开花起到基础性的影响，后来他编写的《广东易学考》，就直接得益于此时丰富的地方志藏书资料。

福地香港

1938年，在中大中文系教授詹安泰的举荐下，饶宗颐被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当时广州已为日军占领，中山大学被迫迁往云南澄江。饶宗颐决心绕道香港前往云南，不料途中染上疟疾，滞留香港。

饶宗颐后来常说留在香港是他命中的缘分，因为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场大病，他的命运从此发生转折。

王云五是著名出版家，曾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发明了一套四角号码，用来查甲骨经文，后又想在此基础上编一本八角号码的《中山大辞典》，年轻有为的饶宗颐成了他的助手，帮助做一些图书记录工作，这也使饶宗颐第一次接触到许多经文的甲骨书，从此开始对古文字产生兴趣，并研读大量的经史子集。

叶恭绰是有名的书画家与收藏家，曾担任过北京大学国学馆馆长，建国后担任过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当时，叶恭绰正在编《全清词钞》，他请饶宗颐帮忙收集清词，这段经历让其对词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后来的词研究打下基础。

1949年，这一年也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转折年。饶宗颐在一位潮商的建议下，决定移居香港。从1952年开始，饶宗颐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16年，主讲诗经、楚辞、诗赋等，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的学者没有地位，直到离开港大，他仍然只是讲师，没有评上教授。

按他的话说，“因为中国人没有权利讲话，英国人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在他对身外浮名并不看重，在学术的天地里，自得其乐。这一时期，他对敦煌学、甲骨学用力最勤。

与大陆学者相比，身处香港的他，不仅没有因为各种战乱和政治运动中断学术研究，甚至还可以接触到海外的汉学研究。

1954年夏天，饶宗颐到东京大学讲授甲骨文，同时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甲骨文，在那里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京都大学有数千片来自中国的甲骨文，但当时日本学者并没有引起重视，饶宗颐等人在罗振玉的带领下开展研究，后来撰写了《日本所见甲骨录》，这在日本可谓开风气之先。

此后，他又在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寻找流失到海外的甲骨文，一一加以研究。1959年，饶宗颐终于出版巨著《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这部书以占卜人物为纲，将占卜的大事融会贯通，全面地展现了殷代历史的面貌。

此书一经出版，共有13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评论，并加以推介，在中外学术界影响巨大。因为这部著作的发表，1962年法国法兰西汉学院将“儒莲汉学奖”颁给了饶宗颐，这个奖项被誉为“西方汉学的诺贝尔奖”。

因研究领域的相似性，又有人将其与季羡林并称“南饶北季”，与钱钟书并称“南饶北钱”，但正当饶宗颐在香港和国外的学术研究风生水起的时候，季羡林被关进牛棚、扫校园，而钱钟书在五七干校劳动或翻译《毛泽东文选》。

文革中大陆的学者们停滞不前，饶宗颐却在满世界留下了脚印。要考证甲骨文，他就出现在日本；想要研究敦煌学，他便去了法国；要研究梵文，他就去印度。从一个领域跨到另一个领域，且在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成绩，这不能不说是托香港之福。

多学并驾

饶宗颐的研究几乎涵盖国学的所有领域，根据他自己的归纳，其著述可分为：敦煌学、甲骨学、诗词、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含金石学）、书画等八大门类。很难把他归到哪一家，他曾幽默地说，“我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游子”。

2009年《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在大陆出版，共计十四卷二十册，超过一千二百万字，包含专著八十余种，论文一千多篇。学者称其“业精六学、才备九能”，他则以“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这样气势磅礴的对联，来表现其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其早年以治地方史志为主，中年后兼治四裔交通及出土文献，壮年由中国史扩大到印度、西亚以至人类文明史的研究，晚年则致力于中国精神史的探求。季羡林曾评价他最善于发现问题，绝不固步自封，随时准备接受新的东西，饶宗颐则说季老懂我。

王国维曾把“新发见（现）”归纳为五类：一、殷虚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陈寅恪则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而饶宗颐对新材料、新证据的重视和掌握，让人吃惊。

季羡林在《饶宗颐史学论著选》序言中写道，“每一次有比较重要的文物出土，他立刻就加以探讨研究，以之与纸上遗文相印证。他对国内考古和文物刊物之熟悉，简直远达令人吃惊的程度。即使参观博物馆或者旅游，他也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时时注意对自己的学术探讨有用的东西。地下发掘出来的死东西，到了饶先生笔下，往往变成了活生生的有用之物。”

饶宗颐对国外的考古发掘以及研究成果信息灵通，因而能做到左右逢源，指挥若定，研究视野，无限开阔。国内一些偏远地区的学术刊物，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略，而他则无不注意。

事实上，人们将饶宗颐与季羡林并称不无道理，他们两人皆通晓多国语言，研究领域皆极为广泛，在梵文、吐火罗文、敦煌学、佛学等领域有交叉研究，虽然见面机会不多，但两人惺惺相惜，互相评价甚高。

有人说，饶宗颐钻研的学问，莫不是用世界上最艰深的语言写就的。他在40多岁学习梵文，60岁以后，学同样有“天书”之称的希腊楔形文字，这些都是为了能直接读懂最原始的经典。

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研究者的交往加深，得以阅读法国的大量敦煌古籍，想到当时中国的敦煌学已经落后于外国，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好好研究，为国人争一口气。不久他和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共同出版重要著作《敦煌曲》，书中利用敦煌出土资料，全面探究敦煌曲子词的起源问题。

1978年前后他又独立出版《敦煌白画》一书，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敦煌壁画和绢花上，而《敦煌白画》一书专门研究散落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画稿，填补了敦煌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这两部著作的问世，也奠定了饶宗颐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不管是甲骨文、梵文，还是敦煌学研究，饶宗颐都非常注意找到最原始的材料和证据，他的习惯是每一个问题都要穷追到底，去学习不同的语言文字，也正是为了追根溯源。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是很有意思的，令我欲罢不能。我的求知欲太强了，这个求知欲吞没了我自己。”

有的文章几天写完，但是有的文章积累了三十年，像《汉字符号》这本薄薄的小书，他积累了三十年，一点一点写。”所以，在她看来，虽然饶先生的文集已经出版，但是还有一些旧稿没有发掘整理出来。

琴诗书画

不少人将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相比，认为他们在治学上既博且深，在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但王、陈二人皆没有饶宗颐在艺术上的成就。

饶宗颐精通古琴，善于诗赋，书画作品更是清逸飘洒、自成一家。随年岁日长，他的书画作品越来越精到，已经呈现出一种与前人全然不同的风貌。2003年饶宗颐捐出自己大部分的藏书，在香港大学建成饶宗颐学术馆，这里挂满了他的各类书法和绘画作品。

有人评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炼，师古人，师造化，得心源，他在技法上已经从心所欲不逾矩，而他的性情与人生观，也圆通无碍地融在画中，使其画作成为了传说中极其罕见的学者画。因为熟悉甲骨学、敦煌学，在他的书法之中又融入了许多古文字笔法。

饶宗颐平生最钦佩庄子的“参万岁而一成纯”，这句话出于庄子的齐物论，齐物论的主要思想是将多与少、一万年和一瞬间，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万年的精华提炼为纯度很高的一瞬间。

饶宗颐在书画创作上也运用了很多齐物论思想，比如说在一般人看来，临摹画和创作画是两码事情，但是从齐物论思想来说，他认为，临摹本身就是一种创作。他在临摹过程中，也有自己的构型、用笔，每一笔是他自己创作出来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饶功”,是一种瑜伽，一种打坐方法，有空就会在家练习。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地，当我闭眼的时候，我就让自己的思想任意翱翔，可以想到几万年、几千里之外，此时我同天地融为一体，我已敲开了庄子的门。

可能正是因为对老庄和佛学的参悟，让他对生死有超越性理解，也是他长寿的秘诀。曾有人问及他对王国维的评价，他说王国维是一位了不起的学问家，只可惜未能真正超脱，这对他做学问乃至词学创造上的成就，也有一定限制。

“一个人在世上，如何正确安顿好自己，这是十分要紧的。”他认为，陶渊明比王国维要明白得多，陶渊明生前就为自己写下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挽歌，由人生联系到山川大地，已有所超越。王国维学康德，对其精神并未真正悟到，所以他讲境界，讲到有我、无我问题，虽已进入到哲学范围，但无法再提高一步。王国维如果能够在自己所做学问中，再加入释藏及道藏，也许能较为正确地安排好自己的位置。

他常对人言，做学问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积极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够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树底下，当有兔子过来的时候，我就猛然扑上去，我这一辈子也不过就抓住几只兔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