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立冬 于 2013-5-2 16:33 编辑
马路上的红绿灯，真是深察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极佳参照物。面对红灯，太多的人总是急不可耐，似乎有万分重要的事，分秒耽搁不得，等其过去定夺。有时，我们也常抱怨社会风气不好，但在抱怨时自己又在哪里？耐心等绿灯亮起、规规矩矩排队、不乱扔垃圾、在公共场合不大声喧哗，这些显然都不是大事，但又都是我们没有做好的“小事”。 这两天，网上有句话火了：中国式过马路，就是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想想，真是有三分道理，这“三分”借用《围城》之语，不是“三分流水七分尘”的“三分”，而是“天下只有三分月色”的“三分”。 国人在时间观念上一向遭人诟病，往往“八点开会九点到，晚不了十点听报告”，但奇特的是在过马路上却又有着异于寻常的时间观，也算得上另一种“国粹”了。 我们都不陌生的一幕通常是这样：对面还是红灯，马路这边已经有人试探着往前迈步，他一步向前，留下的空隙则马上被身后的路人填补；于是，一个向前涌动的人群形成了。 马路上的红绿灯，真是深察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极佳参照物。面对红灯，太多的人总是急不可耐，似乎有万分重要的事，分秒耽搁不得，等其过去定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的习惯很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比如有的人，在国内开车极为随意，甚至把闯红灯视为张扬个性的方式，甚至以不遵守交通规则为荣；而一旦到了国外，则变得小心谨慎，以至于比本国人还遵守规则。这种情况表明，人的这种两面性，并不完全是个人素质的使然，而取决于所在的环境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头脑中，有一种厚此薄彼的意识，自觉不自觉左右着自己的行动。以我的小侄女为例，她都知道在自己所在的小县城乱扔垃圾没有什么事，但到了大都市，看到整洁的街道和干净的环境，自己就会主动收敛自己的行为。 闯红灯同样如此，一群人或刚刚从警示教育片的放映室出来，那些血淋淋的场面还在脑中没散去。结果在过街时，三五成群有说有笑就无视红灯的存在，集体性的闯了过去。若是抓住一个闯红灯者，问其为什么要闯，知道闯红灯很危害吗？他或她会告诉你，当然知道，只是大家都这么干，我为什么要遵守呢？“中国式过马路”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不是一种无意识无意，而是有意识的故意，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环境中，一些伦理和规则就会发生颠倒。 “中国式过马路”的现象，不仅存在于交通规则之中，在社会管理，官场治理，商业伦理上同样存在。以官员为例，很多贪官在忏悔中，都会说受到环境的影响很深。这并非矫情，没有一个官员天生就是贪腐的，假若其处于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生态中，只有被裹挟同流合污的份，否则就只能被嘲笑。“没办法，大家都这么做，你不做就会被嘲讽”成了很多人无奈的感慨，以及自身行为的借口。 支撑这样的心理，表面上是“法不责众”的社会心态在作怪，其实本质上还是社会规则失范所致。从某种意义讲，正是因为对“法不责众”的过于迁就与放纵，才形成了结伴而行的群体心态。“反正大家都这么做，你又能处理谁”成了一种共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很多现象都是以“扎堆”甚至“全民”的状态出现，以至于有贪官被查处了，无论是其本人，还是其周边的人都会将责任归于“运气太差了”，而“伸手必被捉”的规则意识却被置之于外。 成功率一高，失败率就会降下来。事实上也确实加大了社会治理的成本。假若在个案发生之时，就能按照规则严格处罚，那么谁又会抱有侥幸心理呢？更为重要的是，于法律、道德之外，有一套受人情、金钱、关系左右的潜规则，打破规则平衡，伤害了社会公平，从而导致社会规则失范和失序，假若出事了可以用钱摆平让一些人根本不忌于法律的存在，或者有关系能让违法行为逃避处罚，那么谁都不会敬畏于显规则的存在，从而对潜规则趋之若鹜。看病送红包、办事走后门就成了常态，以至于不这么干自己不适应，别人也会把你当成另类。 如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已经成为社会生态的一个缩影，也是社会规则失范的表现。如果不能重塑规则意识，实现真正的制度治理，那么这样的状况将难以改变。因而，无论是交通秩序维护，还是社会治理，都应当强化法纪的刚性，而减少人为的影响，如此则“中国式过马路”才会实现世界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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